天津日报记者 张洁

从当年以网名、笔名“纳兰妙殊”创作出一系列怪诞、幽暗、迷离、瑰丽的文字，到用回本名张天翼后出版《如雪如山》《鱼水》等小说，这位天津籍女作家以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杀入文坛。读者也说，读她的小说“有一种久违的被紧紧抱住的感觉”。

近几年，她的写作开始聚焦容易被忽视的普通人，尤其是沉默的女性群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谈到成长、写作、女性、家庭等话题，也回忆了给予她无尽滋养的津门故土。她的回答坦诚而深入，既有对创作的严肃思考，也有对生活的细腻体察。

做谦逊而执着的

写小说的手艺人

写作的种子，往往在看似不经意的时刻，便已在心田埋下。对张天翼而言，那种“将来能靠这个吃饭”的笃定，来得比任何人都早。她的文学启蒙并非来自系统的学院训练，本科学的是英文、硕士是古文献学，与“作家”职业看似相去甚远的学术背景，让不少人感到好奇，而她却坚信，创作能力从不依赖特定的专业训练。

“前几天我读围棋大师吴清源的传记，他十岁时迷恋摆棋谱，家长质问他下棋有什么用，将来能靠下棋吃饭吗？吴清源却毫不犹豫地说，我就靠下棋吃饭。”张天翼笑着讲起这个故事，“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大人对我的就业表达出担忧，我心里却知道，将来我能靠这个吃饭——我觉得我有操纵文字的能力，不管什么时代，人总要读点儿什么，那我就一定有活儿干。”

她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解释这种与生俱来的创作本能：“长了翅膀的动物不用上飞行学院，也能扑腾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毕业于军事院校，卡夫卡是法学博士，契诃夫和周树人都是医科生，海明威高中毕业就去当了记者。这些文学史上的巨擘，用各自的生命轨迹证明，文学的殿堂从不对求学路径设限。

然而，从“想写”到“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张天翼也经历过艰苦的求索。她的出道作品是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写了几年之后，感觉散文实在不能满足我的虚构欲，忍不住在散文里写起故事，于是决心彻底转向小说写作。”她说。

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的阅读是一片驳杂而广阔的天地。普希金诗集、奥运冠军传记、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案要案侦破实录……囫囵吞下的文字，并未即时生效，却像一颗颗缓释胶囊，在岁月的溶解下，缓缓释放。这种“缓释”像一道暗流，多年后突然击穿生活的表层，让她领悟到文字背后更深邃的技艺与情感。

除了文学，绘画、雕塑、电影都是她热爱的，她认为艺术是相通的，“画家对某一瞬间的捕捉，对光影、颜色的呈现，雕塑家对姿态动作的设计，电影创作者对故事结构的设置、对人物的刻画，所有这些都是小说作者要狠狠学习的。遗憾的是，我在音乐上不太行，略缺激情与灵敏。”

十几岁时，张天翼被罗曼·罗兰澎湃恣肆的文字震撼，“《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名人传》，每一页都像《神奈川冲浪里》，每一段都让人泪盈于眶。”但她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喜欢罗曼·罗兰是有时限的，他是少年心性的特供养料。”

随着写作的深入，真正对她产生影响的，是鲁迅、汪曾祺、福楼拜、福克纳、列夫·托尔斯泰、艾丽丝·门罗、安妮·普鲁、弗兰纳里·奥康纳。“我以读教科书的心态，反复学习这些作家的小说。”她将他们视为“纸上导师”，在漫长而孤独的写作之路上，这些先行者既是她的领航员，也是她一次次重返的文学原乡。

从纳兰妙殊到张天翼，从网络写作到职业作家，转变的不仅是名字，而且是对写作身份的确认与回归。“纳兰妙殊这个名字起得太早了，上学时在网上随意写影评、书评，就用了这个网名，后来杂志编辑找来约稿，顺势沿用下去。”张天翼笑道，“我一直觉得它有些肤浅，犹豫要不要改。编辑们都反对，认为这个名字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读者群，弃掉太可惜。直到我出版第四本书时，心意已决，因为长久的职业生涯是自己的。”

她用一个比喻解释改名的初衷：“小说作者的名字，朴实一点为好。作者应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普通人一样走进人群，在生活深处观察、体悟，而不是靠名字吸引别人注意。沉湎于表面的‘美’难以写好小说，因为生活的真谛往往藏在朴素与真实之中。”从那一刻开始，她选择了做一名谦逊而执着的“写小说的手艺人”。

构建精神的游乐园

细腻呈现女性形象

文学之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对张天翼而言，从早期怪诞绮丽的想象到后来直面现实的冷静，这中间既有时间的沉淀，更是创作者自觉意识的进阶。

早期她以《性盲症患者的爱情》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异域风情，她将其比作自己构建的“精神游乐园”。“二十多岁的年纪，我还没有真正投身生活，天真爱玩的稚气犹存。但江湖走老，胆子走小，我不否定那时的自己，不过现在肯定不会那样肆无忌惮地野着写东西了。”她说。

促使她转身面向现实的，正是对“画鬼容易画人难”的深刻领悟。“写不存在的场域、世间所无的奇人，怎么写都成立；但要写真实的城市，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交车售票员，写在单位里老实巴交、回家恣意甩脸子打老婆的丈夫，写婚姻中的疲倦窒闷和自欺欺人，这些东西真的存在，每个读者都有资格做裁判。”她明白，一年年过去，不能总是原地踏步，“要进阶，要自觉地把书写难度提升上去，要勇敢面对真实的喜怒哀乐。”

于是有了《如雪如山》。这部聚焦女性群像的小说集，七个故事的女主角都叫“lili”。张天翼说：“在这些女人的身体里，都暗藏一块相同的拼图。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长什么样——就像我们的心脏何等重要，但我们毕生也不能亲见它一眼。不过，在跟熟悉或陌生的、不同年龄段的女士交往时，我偶尔会感受到对面那个身体里和我的身体里的‘那一块’，以相同的形状亮着微光。”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共情与理解，穿越年龄、身份与际遇，将女性经验深处的共通之处照亮。

如果说《如雪如山》是一幅女性群像画卷，那么张天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鱼水》则像一件雕塑，她用一把深凿的刻刀，将一位普通工厂女工、中年守寡的母亲“王大鲤”的形象，真实而细腻地呈现出来。张天翼并不认可这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简单的“递进关系”，而更愿称之为“延续”。“《如雪如山》里有一篇讲母女关系的《地上的血》，我觉得犹有未尽之意，就再写一个长故事《鱼水》。”

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更大。“中短篇小说耗时最久也就半年，写得快的，甚至一周就能完稿。而写一部长篇至少需要一年，要长期承受一桩任务未完成的心理负担，对‘精神肌肉’的要求更高。长篇的语句节奏、修辞密度、故事流速跟短篇也完全不同。短篇的核心往往是一个戏剧性的、顿悟的瞬间，其余细节都在为那个瞬间的爆发做准备和铺垫；而长篇写的是一个长时段的生活过程，餐食与四季，都是过程的组成部分。”她说。

天津工人家庭长大的经历，为张天翼提供了鲜活、真切的素材，寻常百姓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的四季更迭，既是长篇体裁的内在要求，也与她自身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在她的笔下，麻酱捞面、熟梨糕，这些实实在在的津味儿食物，让故事变得更加坚实可感。

张天翼认为，在大多数文学叙事中，中老年女性常常是隐身的，她们的欲望、痛苦与挣扎总被家庭生活所掩盖。不过也有特例，比如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主角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小姐；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主角也是五六十岁的女性。“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有高光的时刻、精彩的故事。可能正是因为之前作家们写得比较少，所以我写出来也就更有价值吧。”她说。

书名“鱼水”二字意蕴深远，张天翼解读道：“古人以‘如鱼得水’来形容关系融洽，《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得，亦如鱼水。水滋润了鱼、托举了鱼，就像母亲滋养孩子，又像孩子依恋母亲。人类胚胎初期形如小鱼，在母腹羊水中孕育成长，正是‘鱼在水中’。这个意象既包含母女之间相依相伴的深情，也暗合生命孕育与成长的本源。”

天津的城市印记

是她小说的血肉

对张天翼而言，写作不只是一门技艺的操练，更是对生命与困境的凝视。她以白居易的作品举例，“他在《长恨歌》里写帝王妃子之爱，在《卖炭翁》里写底层劳动者之苦，两者在文学价值上不分高下，但我更看重后者。”她认为，文学对边缘者、失败者、被遗忘者的关注更具内在引力，“因为困境永远比顺境更有叙事张力。”

有评论认为，张天翼近期的小说呈现出从想象书写向现实关怀的转变，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日渐丰富与立体。《鱼水》最为评论界称道的是写出了亲情里“往前一步又后退两步”的微妙拉扯。

张天翼说，这种拧巴感，根植于人类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源自中国文化对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亲密关系往往并非单一纯粹的，而会是一种温暖与摩擦并存、理解与误解交织的复杂状态。”她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语言在传递最深刻、最精妙、最真挚的情感时，是有边界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情感也是如此，亲人之间的情感往往处于一种‘不可言说’的状态，一说出来就容易被局限、被误解。因此大多数人选择‘不说’，希望对方默契于心，自己领悟，但又永远觉得你没真懂、没悟透，两边都委屈、拉扯和拧巴。”

这种创作自觉，使她的文字在锋利与温柔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有读者说，读她的作品“有一种久违的被紧紧抱住的感觉”，但她的文字其实并不回避痛苦，甚至相当冷静。当被问及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写作理想时，她的回答掷地有声：“写得更勇敢，更真诚，更深切，更开阔。”

天津是张天翼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底色，给予她的，远不止相声里的包袱。“城市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千万个衣食住行的细节，是人们对当地的气候、水土、地貌、物产等长期适应的结果。在一道看似普通的地方菜里，往往藏着当地的经纬度、海拔、降水、土壤、历史沿革和居民的选择。”她说，“天津给了我无数可以用来填充故事、让故事变得真切有质感的日常细节，它们都是天津的印记，也是小说必不可少的血肉。”

至于天津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基因，她视之为比麻花、包子、炸糕更珍贵的特产，是“天津人民用以消解一切烦忧的利器”。在书写沉重题材时，这种幽默既是刀剑，也是盾牌。“写《鱼水》时我还是收敛了，没有太多的幽默，在后面的写作中，我会多用。”她也笑着透露了创作计划，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和一部已经准备了七八年但总觉得还没准备好的长篇。“前者希望在明年年初完成，接着就一咬牙一跺脚，把后者写起来。”

对话张天翼

作家与读者的共鸣

是文学最奇妙之处

记者：《鱼水》写了一位母亲的一生。谈谈您是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把普通人的日常转化为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

张天翼：《鱼水》这部小说里的母亲叫王大鲤，她名字中的这个“鲤”字，是鱼的一种。现实原型的那位女性，邻居称其为“二嫂子”，中年守寡，有一个独生子。她的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我也并不了解，但我认为，写作者要自觉地把书写难度提升上去，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为王大鲤注入了血肉，让她变得有了质感，希望能写出普通人内心的坚韧和她身上闪耀的微光。

记者：读者评价读您的小说“有一种被拥抱感”，但您的文字本身又很冷峻。如何在冷静的叙事中，让读者感到温暖？

张天翼：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拥抱感”，因为无法作为陌生人去阅读。可能大家在故事里体会到了共鸣吧，这要感谢能够这样沉浸式阅读的读者们，感谢她们张开手臂拥抱了我的文字。这种共鸣，是文学最奇妙的东西。

记者：您自己是否体会过这种“文学的奇妙”？

张天翼：我印象最深的是读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我在十四五岁时就读过这两本书，看的是热闹，觉得故事挺好玩儿。但是直到最近我写上一篇小说的时候，忽然想到张恨水处理某些场景的技巧——那种在家长里短中推进情节、在细微处埋设“情感炸弹”的本事，让我突然通透了。那种感觉就像，你小的时候吃了一粒胶囊，什么感觉都没有，过了十几年，胶囊壳溶解了，药力缓缓释放出来。这就是“延迟理解”，蓦然回首，发现多年前的阅读为我暗中铺好了路，整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

记者：您如何理解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张天翼：一个作者如果没有读者，创作是无以为继的，不仅作品无人问津、失去出版的机会，而且这个作者存在的意义也会变得恍惚、可疑。幸运的是，我一直很清楚我的读者在哪儿，当我写每一篇小说时，抬起头都能看到读者望着我的眼睛。我知道我是为爱我的人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