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赵鹏 张晓宁

在异地受了工伤，公司不认账；包工头一句“没拿到工程款”，血汗钱就没了着落——这是许多外出务工人员最无助的时刻。然而，对于湖北十堰籍务工人员来说，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困境正在被一种跨区域的工会服务模式打破。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湖北省十堰市总工会，探访其在北京、天津、上海、太原、西安等5个城市建立的农民工法律服务站，见证了一场“零距离维权”的工会实践革新。

异地维权“最后一公里”窘境

“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受了伤、公司又不认账，特别无助。没想到，十堰市总工会的法律服务站及时站了出来，替我说话。”拿到12万元赔偿金后，十堰籍保洁员胡某含泪说。

这是2025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一幕。胡某在上海一家餐饮公司食堂备餐间被玻璃窗砸伤左手，食指、中指骨折。两次手术后，公司以“临时用工、没有书面合同”为由拒绝担责。3万多元医药费外加后续康复费用，让这位异乡打工者几近绝望。

同样无助的，还有在太原的王某等5名十堰籍工人。包工头以“未收到工程款”为由，长期拖欠他们5万余元工资。“半年多了，连人都找不到。”工人们说。

这些案例并非孤例。十堰市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超过6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华中等区域。

过去，由于缺少组织依托、不熟悉当地法律程序、取证困难，务工人员一旦遭遇欠薪或工伤，往往陷入“告状无门、举证无力、维权无果”的窘境。异地维权，成了他们心头最沉重的“最后一公里”。

跨区域维权服务体系建成

面对这一情况，十堰市总工会给出答案：“农民工走到哪里，维权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近年来，十堰市总工会依托在外十堰商会，按照“临街落地、交通方便、方便群众”的标准，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太原、西安等5个农民工集中输入地实体化建设法律服务站。每个站点统一挂牌、专人值班，公示律师信息和联系方式，确保务工人员“找得到门、见得到人”。

在上海，胡某求助后，服务站当天接案、当天研判。驻站法律顾问连夜收集医疗报告、费用清单，次日一早赶往事发食堂，拍下破损玻璃窗的照片固定证据。律师明确告知公司：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事实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经过3轮“工会调解+律师释法+企业协商”，胡某最终拿到12万元赔偿金。

在太原，王某等5人的案件被服务站当天对接法院绿色通道。法官与工会律师共同约谈开发商，讲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总包方连带责任规定。经过连续3轮调解，开发商一次性垫付全部欠薪——从求助到拿到工资，仅用3天。

这背后，是十堰市总工会打造的“工会+商会+律所+当地部门”多方联动模式。各服务站主动对接输入地工会、法院、人社、公安、劳动监察等部门，融入当地多元化解机制：天津站开设“工伤争议快速咨询专线”，调解成功率达75%；上海站与工商联、司法所建立联动机制，律师兼任人民调解员，全年涉案标的总额超1000万元。

从“人生地不熟”到“多地有亲人”，从“单打独斗”到“联合作战”，十堰工会的异地维权网络，让外出务工人员第一次感受到：他乡，亦有依靠。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

如果说个案维权是“救火”，十堰市总工会更在思考：如何让火不再烧起来？答案是：将服务关口前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

各服务站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进企业”“法律服务进工地”活动。西安站深入会员企业进行用工合规指导，帮助12名劳动者追回欠薪及赔偿款35万余元；北京站编印10万余字的《农民工法律知识手册》，线上线下累计发放近千册；天津站通过平台上线在线咨询功能，累计服务超1万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十堰市总工会推动构建“1+5+N”站点联动体系——以市总工会为指挥中枢，5个异地服务站为区域枢纽，辐射服务周边地区。各站点间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交流信息、分享案例、协同行动，形成“输出地工会牵头、输入地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共治格局。

据统计，5地服务站累计为十堰籍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咨询超2000人次，成功调处劳动争议案件120余件，追回各类经济损失近800万元。

“工会法律服务站不仅做化解争议的‘救火队’，更做贴心服务的‘娘家人’。”十堰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凌燕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在深圳等更多农民工输入地设立法律服务站，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进企业、法律服务进工地，帮助用工单位规范管理、依法用工，努力把劳动争议化解在萌芽状态。

记者手记

在他乡，亦有依靠

张翀

采访十堰工会异地维权，最触动记者的不是那些追回的欠薪数字，而是一句话——“特别无助”。

那一刻记者意识到：工友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份赔偿，更是在走投无路时有人“替他们说话”的底气。十堰工会的探索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把这种底气变成了制度。5个城市的法律服务站，不挂虚牌、不设空岗，律师连夜取证、法院绿色通道3天解纷——这套“工会+商会+律所+当地部门”的联动模式，把“娘家人”的承诺落到实处。

更值得深思的是他们的“关口前移”。编手册、进工地、开直播、做“法治体检”……这种从“救火”到“防火”的思维转变，或许才是“枫桥经验”工会实践最生动的注解。

临走时，一位在天津站拿到赔偿的工友对我说：“在外打工十几年，第一次觉得身后有人。”记者想，这就是工会作为“娘家人”的真正分量——让每一个在他乡奔波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知道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