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敦煌莫高窟的晨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65岁的樊再轩一大早就站在石窟内的壁画前，为一群年轻修复师讲解壁画病害调查的要点。他轻指一处微小起甲，语气平静而坚定：“别看它现在翘起不到一毫米，若不及时干预，几年后可能就只剩一抹残灰……”

走出石窟，樊再轩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奔赴南京——那里有一座南朝古墓的壁画正濒临脱落，亟待“抢救”。

微信名仍叫“面壁三十年”的樊再轩，其实已在石窟面壁了45年。从1981年那个高中毕业生，到如今壁画修复技术的带头人，樊再轩的名字，早已与莫高窟的斑驳色彩、酥碱裂隙、空鼓回响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壁画修复从经验走向科学、从敦煌走向世界的亲历者与推动者。

“敦煌方案”的技能掌舵人

在苍茫戈壁深处，735个洞窟的莫高壁画，是人类文明最瑰丽的史诗——北凉的粗犷、隋唐的华美、五代的沉郁、西夏的神秘……4.5万平方米的丹青，绘就了丝绸之路上信仰、艺术与生活的交响，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无声证言。

然而，这里也被千年的岁月悄然侵蚀，风沙磨蚀、盐分结晶、湿度波动、微生物滋生让壁画和彩塑如同一位位年迈的尊者，皮肤皲裂、记忆模糊。酥碱如癌，空鼓似喘，起甲若泪——每一处病害，都是文明在呼救。

正是在这场与风沙和时间的对抗中，樊再轩成为“敦煌方案”的技能掌舵人。45年来，他不仅亲手修复了数万平方米濒危壁画，更以系统性思维和科研精神，将零散的修复技艺升华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敦煌方案”。

上世纪80年代，壁画保护多是“头痛医头”的抢救式操作。樊再轩却敏锐察觉：许多病害反复发作，尤其是被称为“壁画癌症”的酥碱——盐分随水分迁移，在颜料层结晶膨胀，导致画面粉化剥落。他没有止步于表面修补，而是追根溯源，通过长期监测与实验，与团队发现：崖体渗水与洞窟微环境湿度波动是罪魁祸首。

于是，一场“对症下药”的科研攻坚战打响。樊再轩主导研发了空鼓壁画灌浆加固技术与酥碱壁画脱盐修复体系，创新使用水溶性材料吸附盐分，并配合环境调控使可溶盐稳定。这项成果不仅成功应用于莫高窟第85窟等重点洞窟，更成为国家文物局推荐的核心技术之一。

此后，他还成为多项“卡脖子”难题的破局者：总结凝练出空鼓壁画灌浆加固和脱盐技术、酥碱壁画保护修复脱盐技术，以及创新研制出馆藏壁画新型轻质缓冲材料的支撑体和重层壁画分离技术等，多次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

作为技术负责人，他主持或指导完成全国重点文保项目60余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制定行业标准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2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合作专著1部。

樊再轩以一生一事的坚守，让中华文明的色彩永不褪色，让千年莫高的目光，依然能穿越时空，温柔注视今人。

与千年壁画“对话”的生命叩问

在樊再轩眼中，壁画不是冰冷的墙面与矿物颜料，而是有呼吸、有记忆的艺术生命。“修复不仅要复原，更要延续她的生命。”他说。

2023年，在麦积山石窟参与一尊唐代彩塑造像的保护修复。该像眼部残缺、面部风化，修复难度极大。他系统梳理唐代佛教造像范式，比对同期图像资料，并借鉴人体解剖结构原理，以极克制的手法对关键部位进行可逆性补强。“你得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樊再轩说，“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

在庆阳北石窟寺第294窟，他曾带领团队用近两年时间，将一块因渗水脱落的4平方米泥质壁画重新拼接、回贴。真正施工不过数周，其余时间全用于材料筛选、工艺试验与风险评估。“文物修复不容有错，”他说，“一次失败，就是永远的遗憾。”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谨慎，让他在实践中凝练出“科学先行、最小干预、可逆可识别”的修复法则。他说：“我们不是创造者，只是守护者。我们的任务，是让后人能看到本来的样子。”

这份文化敬畏，也体现在他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上。40余年来，他以“传帮带”方式为全国文博单位培训300余名技术人员，手把手教他们如何调制粘合剂、如何用竹刀轻刮起甲、如何记录每一处微小变化。他的学生遍布新疆、山西、河南、四川，成为各地壁画保护的中坚力量。

樊再轩的身上，有一种深植于敦煌研究院的精神基因——“莫高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正是这种精神，让樊再轩和团队成员在荒凉戈壁中筑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地；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在没有外援的年代自力更生，在技术封锁的困境中自主创新；也正是这种精神，让一代代修复师甘愿把青春、智慧乃至一生，交付给沉默的墙壁与褪色的塑像。

自主自强的“敦煌之路”

上世纪50年代，李云鹤初到莫高窟时，连基本工具都没有。他削竹为刀，缝布作囊，以气囊注射器代替精密设备，在无理论、无标准、无外援的绝境中，摸索出中国第一套壁画修复方法。那是一代人的“拓荒”，是在风沙与孤寂中点燃的文明火种。

作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出的第二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樊再轩是继李云鹤之后又一位“筑路者”。1981年，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时，恰逢中国文物保护从经验走向科学的关键转型期，樊再轩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西北师大修化学，在兰州大学做分析，在复旦大学研理论，赴东京艺术大学交流国际经验。但他始终坚信：“中国的壁画，必须用中国的方法来救。”

在他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的壁画彩塑修复不仅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警”，也将“九步走法”标准化，写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如今，“敦煌方案”已走出大漠，应用于国内153处文化遗产地；支撑“数字敦煌”工程，为全球学者提供高清修复数据；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开展技术合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典范”。

从李云鹤的竹刀，到樊再轩的专利与标准，两代“大国工匠”用双手与智慧，蹚出了一条完全自主、科学严谨、世界共享的壁画文物保护的中国路径。这条路，蜿蜒于戈壁深处，却通向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

在他们身上，不只是技术的传承，更是一种信念的接力，是敦煌儿女对文明的虔敬，对时间的抵抗，对未来的承诺。（工人日报客户端记者 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