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在《生命册》的扉页上写了泰戈尔一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在这本约38万字的小说里，李佩甫力图展现的是一个时代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关联。

书中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想完全脱离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却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来自乡亲们的请求让“我”心力交瘁，更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于是，“我”跟着大学同学“骆驼”下海。不同的是，“骆驼”在城市追逐欲望和贪婪的声浪里迷失了；而“我”一直坚守道德底线，以致没有完全迷失。尽管彻底摆脱农村的想法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但在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有“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生命册》中还塑造了其他几个无梁村的人物：深陷家庭矛盾不能自拔的老姑父；无休止上访的梁五方；为拉扯三个孩子而沦为小偷的虫嫂；在乡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的能手春才……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有批判，更有人性的关怀。而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实则也映射出李佩甫对新旧杂陈的乡村社会的态度：他不仅延续了乡土文学中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又杂糅了类似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作品中皈依乡土的情感诉求。

人们习惯于将李佩甫归结为乡土作家，从《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到今天的《生命册》，乡土题材确实也一直是李佩甫钟爱且擅长的类型。但是《生命册》又有所不同，该书以全面、多元的视角关注那个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历史真实，并以乡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描述了新“城市人”在大都市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以一个“城市人”的角度，珍视着来自乡村的原始人性。借助“我”和“骆驼”之眼，城市商海的浮华也如浮世绘一般展现在人们面前。

《生命册》中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如此矛盾而又不可分离：“我”在追逐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始终难以割断与无梁村的血脉联系。在“官场”和“商场”中变异的人性，又始终难舍原始乡土的对照。

李佩甫继承了乡土叙事中关照现实的传统，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他对乡土叙事的超越。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双重体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双重的影响，在书中都能窥得一斑。正如书中的“我”难以割舍的乡村记忆一样，作者试图给浮华的城市及喧嚣的时代寻找一个根植大地和农业文明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