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么评价这几部获奖作品？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彭程：《这边风景》描绘了新疆大地上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是对生活的激情讴歌。作者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王蒙作品机智幽默的风格，在这部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已有突出的体现。

《生命册》描绘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遭际和沉浮，以犀利的批判姿态，展开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剖析，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生命与土地的关系，表达上既坚实饱满又诗意弥漫。《江南三部曲》的背景跨度长达一个世纪，描绘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状态，精神世界的嬗变，在社会风云的变幻中探讨了人和时代的相互作用，文体上保持了格非一贯的优雅和从容。《繁花》妖娆、琐细而精致，用精短的方言对白，写出了上海的人、事、城的独特的韵味和情调，刻画了庸常生活中的万千形态和无穷滋味。《黄雀记》仍然以作者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南方城市的香椿街为背景，写了小地方中的小人物，写出了少年青春的残酷、市井生活的百态，涉及了罪与罚、沉沦与拯救等命题。温润的语感、奇诡的想象、丰富的隐喻，在舒缓细腻的叙述中慢慢展开。

记者：很多人说，此次茅奖更像是奖给作家而非作品，您怎么看？

彭程：根据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茅奖是“褒奖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说得很明确，是评作品。因此评奖首先看重的是作品本身。一部作品如果的确足够优秀，有着鲜明卓异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风格，是不会被漠视的。这次《繁花》的高票获奖，充分印证了这点。作者金宇澄是一位文学编辑，作为作家此前并不广为人知。

但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往往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的，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知名的作家。因此这次茅奖评比和往届一样，大多数获奖作品的作者也是著名作家。王蒙、格非、李佩甫、苏童，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我相信“好作家、好作品”会是几十位评委在评选中普遍遵循的一个尺度。一位优秀作家，因为写出了优秀作品，而最终获得了茅奖——我想这样描述二者的关系，可能比较准确。

记者：提名作品中您还有哪部推荐？

彭程：因为整个评选过程是公正、严格的，因此这次获得提名奖的１０部作品，我认为都是这四年中堪称优秀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上各有千秋。但茅奖评选最多只能推出５部，必须舍弃另外五部，因此评委们要在这个规则下进行一些必要的妥协，更多地凝聚共识。并不是说未能获奖的几部，就一定比获奖的差很多。越到最后的环节，作为评委越感到取舍之间的犹豫和纠结。

即便是未能进入１０个提名行列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很不错的，如刘庆邦的《黄泥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我都很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