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近日尘埃落定，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长篇小说夺得桂冠。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获此殊荣，会有什么感受呢？

《 江南三部曲 》 ： 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很多人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高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这边风景》：79岁与39岁对话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奇灯。”

《这边风景》是40年前的旧作，但他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都消失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新作，2012年我对它重新作了整理归纳和某些小改动，我需要有一个21世纪的态度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人语”出现了，今天的王蒙在点评40年前的写作。

1974年，在妻子的鼓励下，王蒙决心把自己远赴新疆，破釜沉舟，一杆子插到底，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想写成一部大的长篇小说。

小说写于1974~1978年，40年来一直未曾出版，直到2012年作者重新发现，201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王蒙评价说，《这边风景》是自己写在盛年的一部奇怪的书，它充满了极左口号，却又具有极丰富的生活资源、文化资源，有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描写与当时的中国梦的理想，有大的规模体量，光人物表上列举的人物就有80多个，写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至少20多个。它是带着镣铐的动情之舞。它是相隔近40年后出土的一件文物，却仍然因生活的真实生动而依然活着，“我面对它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痛苦。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经得住40年的考验。”

《 生命册 》 ： 那片赖以生存的土地

《生命册》完成之后，李佩甫觉得，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的阶段性总结，自己已经尽力了。在数次采访中，李佩甫不断重复的，是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童年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却因为打小儿的浸泡，使李佩甫无比地怀念，即便那碎片化为风，也是有颜色的风，带沙味的风。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小城市长大，他的根，扎在平原。他写了最普通的植物，写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这部“内省书”的创作过程中，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痛并快乐着。作品主人公的“我”，是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对于此次获奖，他说：“我是站在中原作家崛起的新高度上，在很多因素的综合下获得了这个奖。因此，获奖了固然高兴；但不论能否获奖，我都会不停地写下去。”

《 繁花 》 ： 让城市在笔下生动

《繁花》盛开自2012年秋季的《收获》，迅即蔓延成一片花海，覆盖了略显沉闷的文坛。至2013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有关《繁花》的话题依然有增无减。

金宇澄，这个近20年来只出现在上海文学杂志编辑栏里的名字，突然之间被屡屡提及并交口称赞——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排行榜”榜首；2012“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2013“施耐庵文学奖”……淡淡的花香飘至2015年的8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也落在他的名下。

金宇澄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其实，不止于中国生活，对于中国的城市题材，《繁花》也是一种新的拓展。“1985年我写的乡野小说，等于我是在城里，写乡下事情，乡野经验挥发期。”金宇澄说，“往远里说，城市写作被边缘化很多年，否定城市的意义，但人们却都又进入城市，它一直被评论为腐朽的温床，尤其上海，一直被批判，或给出种种简单化的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原先只是小渔村，但我们知道，上海这几代人，都不可能是这小村子，这小渔民的子孙，不说外来影响，上海文化的构成相当复杂，等于一块压缩饼干，聚结的传统根脉，联系周边苏、杭、江南的千年历史，就等于评论美国是年轻的国家，其实看历史就知道，它包含了英法等等欧洲内容的最复杂的精神元素，包含最不安分的各类人群的基因，而且文学也不是历史学，不需要千年的积淀，比如用文学写两代人，已经写不胜写了。”

《繁花》的语言特征、散点样式，轻浮与沉重的世相，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有读者甚至说，金老师可以凭此终老了，金宇澄听了有点伤心，但他又觉得，目前确实不可能再写出第二部同类小说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复修改的原因，“因为舍不得，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可能是我对小说的个人认识，繁花是自然到来的，自然的机会，很少会再有，感谢上帝给我的机会，得让它更厚实，更充分，才对得起喜欢这本书的读者。”

《 黄雀记 》 ： 邮票大的地方上做道场

苏童说，很多作家都有意做一个对故事常规或形式上的破坏者。他的“破坏”更有挑战性，是因为他只在邮票大的地方做道场。他说，“香椿树街”要写一辈子，不会厌烦。

这次他“画”的邮票叫《黄雀记》，仍然是香椿树街的故事，但整个故事历史时间拉得比较长。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面目复杂，而不是做一个简单地被一两句话概括的作家。“倒不是有意树立复杂多变的形象，我的创作一直想自我调整，设计一个模糊的未来，设计所谓如何说故事。过去的讲述还没有剖析到人物的灵魂深处；《黄雀记》不同，我很努力地写到最深处，像一道光，像一把刀，切入最深的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一寸为止。”苏童说，书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之鲜明，是他写作以来最满意的，以至于能够“看见”他们。“过去我也在努力塑造人物，但没能‘看见’他们；《黄雀记》的写作，是人物离我最近的一次，每一个章节写作中的相处，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写到某个对话时，如果写得不妥当，人物会自动纠正我：应该这么说话。”

对于此次获得茅奖，苏童高兴之余仍不失冷静。他说，对写作者而言，一张奖状，不能决定写作的品质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