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股处罚之风盛行湖南省株洲市街头，但是，行使处罚权的不是交警也不是城管队员，而是身穿“黄马甲”的市容环卫监督员——据7月26日《法制日报》，一名市容环卫监督员说：“我们的基本工资每月只有500元，收取的罚款有40%至50%的提成。”

显然，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公共治理行为。除却这一公共治理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公众更想知道的是：这种手法果真能换来我们想要的秩序与文明吗？

不知从何时起，打着秩序和文明的旗号，一些地方的公共管理部门总有类似的冲动。比如，石家庄市开展了奖励不闯红灯活动，一共向184名“第一位不闯红灯的行人”和“第一位不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骑乘人”发放了现金奖励，总计９.２万元，它真能买来秩序与文明吗？其实，从许多市民的“失落”心情中，是不难得出答案的。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一些基本的秩序与文明似乎越来越成为稀有物品。于是，公共管理部门想出各种手段，以道德问题法律化的“重典”来进行拯救。比如，此前北京推行的“有奖让座”和郑州的“不让座就罚款”，与石家庄的奖励不闯红灯，以及株洲的“黄衫军”罚款提成，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

无论是“红头文件”催生“以罚代管”，还是拿公共财政的钱买秩序和文明，其实都面临着合法性的质疑。以这样的手段去追求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此外，公共管理部门“如饥似渴”所求的，到底是良好的公共秩序本身，还是诸如“国家卫生城市”之类的金字牌匾，以及牌匾所承载的诱人“政绩”？是公民道德和文明的提升，还是美轮美奂的“权力美学”？

可以肯定的是，似是而非的公共治理行为，无论是奖还是罚，都可能是一种缘木求鱼，得到的只是政绩，失去的是公民对于公权力的信仰。所谓的秩序与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梁治平先生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曾言：“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而现在，满城尽是“黄衫军”，已经在事实上把道德自律变成了法律威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国民的文明素养、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及一个健康和谐的市民社会氛围，也不是“黄衫军”和９.２万元的公共财政所能培育的，它需构建一个多向度的规则和制度文明，而不能迷失在奖与罚的误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