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正在影院热映，海报上、媒体上不时见到“震撼”二字的推介，但也有人说它不过是“灾难叙事下的泡沫情感”。无论如何，电影让不少人的思绪回到34年前那个黑色的日子——“7·28”，唐山大地震。

“地震不管多么惨烈，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房子是可以重盖的，家园是可以重建的，但是孩子们被突兀地剥夺了的童年，以及心灵的重创是不是也能像地貌一样很快修复？”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余震》作者张翎这样解释小说的创作角度。她说，不同于电影所表述的一个“暖”字，贯穿小说的是一个“疼”字。

一个“疼”字，道尽多少人间沧桑。

这是多年前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对话，一位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一位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前者说：您演的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儿子阿毛死后，见到与阿毛同龄的人，总唠叨“我们阿毛活着的话，也这么大了”，很逼真，我大女儿唐山地震去世，她妈妈就是那个样子。白杨很感慨：请转告你妻子，白杨问她好。

这是今年清明节前，“5·12”汶川大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北川一位镇长，敦实的中年汉子，对北京来的几位记者半开玩笑，“我以后要多生几个孩子，放在不同的地方养着，这样，再有多大的地震我也不怕。”在场的记者均愕然。

一个“疼”，亲历者与旁观者的感受肯定不同。小说《唐山大地震》与电影同时问世，作者是两名唐山人；还有之前同名报告文学，作者是当年亲历震后救灾、如今的学者钱钢。在不同的艺术表达中，导演、作家和学者都在追寻各自的历史重现，展示多元的人性底色。一百个人眼里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所有艺术的再现，均不可能重现完全真实的历史。即使亲历者的感受与记忆，也可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悄然变异。

34年前，那是充满斗争味道的时代，人是比较粗糙的（钱钢语），谈到死亡是平静的。这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有很大不同。今天的唐山人回忆起“7·28”，会不会叠加进两年前“5·12”的成分？我不敢肯定，但有一点，面对同样的事件，当年懵懂的当事人，在经历了更多人世沧桑后，应该会拥有不同的心境与感悟。

张翎创作《余震》的2006年，很多人还不知道“心理干预”这个概念，她说她也找不到止痛药，“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很快恢复。”两年后，汶川大地震后，事情有了变化，灾后心理辅导被提出。

今天，在北川的一些校园、社区中，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人员看着一个个心理救助组织及志愿者相继离去，而他们依然在坚守，只为了一个“止疼”。尽管在灾后重建的宏大工程中，他们的身影一直显得那么孤寂，但我还是相信，或者说我希望，那些震后孤儿长大后，应该不会忘记这些给予他们专业心理救助的叔叔阿姨，他们的轻声细语可能多少会让他们的“疼”缓解一些。而谁也不敢断言，那“疼”能彻底消失。

透过眼前的小说、报告文学、电影，重温记忆中的碎片，亲历唐山大地震的人会不会缓解心中那“疼”？我不得而知。“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钱钢在他书中的序言中说。

那些特殊的事件，有时需要被唤起，更多的时候，它们需要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