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肝胆肿瘤创新生态建设交流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接受采访，系统阐述了肝癌诊疗现状、治疗手段的协同创新路径，以及对肝胆肿瘤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樊嘉指出，我国肝癌的病因谱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约80%的病例与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相关。得益于乙肝疫苗免疫策略的持续推进，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0%下降至目前的1%左右，30岁以下人群的肝癌发病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病毒相关性肝癌的流行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新的风险因素正在浮现。樊嘉提醒，肝病人群正逐渐从病毒性肝炎向代谢性肝病漂移，脂肪肝、糖尿病、肥胖等代谢异常正成为肝癌的新增危险源。与此同时，由于既往感染基数庞大且公众早筛意识薄弱，目前我国仍有70%至80%的肝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丧失了根治性手术的最佳时机，5年生存率长期低于15%。

在樊嘉看来，系统治疗中协同策略正成为主流方向。一条路径是“靶向+免疫”的联合：靶向药物既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信号，又能破坏异常增生的肿瘤血管，切断营养供给并削弱防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重新激活免疫系统，使其识别并清除癌细胞。

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基于PD-1/PD-L1和CTLA-4抑制剂的双免疫联合方案。樊嘉打了个比方：人体免疫系统像一支军队，双免疫治疗派出两路援军：CTLA-4抑制剂负责清除路障、扩充兵力；PD-1/PD-L1抑制剂负责撕掉伪装，让士兵瞄准敌人发起攻击。两者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环节，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环境。

治疗层面的协同突破固然令人振奋，但要真正惠及每一位患者，亟需制度化的体系支撑。樊嘉指出，临床实践中常需联合多种手段：靶向单药不足则联合免疫，一种免疫不足则加用双免疫，甚至三抗体联合；局部介入不够则叠加系统治疗，这便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实质，而这种协同的内涵远不止于治疗方法的叠加。

更为宏观的协同，体现在多团队、多中心之间的协作。樊嘉坦言，若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医院达到相近的诊疗标准，就需要建立协同机制，由高水平医院带动省级中心，省级再向下辐射，逐级提升，最终实现整体能力的同步跃升。

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的赋能正带来深刻变革。樊嘉认为，人工智能可赋能学科建设、医院管理，亦可赋能患者和社会大众。协同还应突破更广泛的边界：不仅限于医疗机构内部科室之间，还应拓展至与企业、政府、大学及研究院所的联动。纵向层面，从三级甲等医院到社区卫生机构，均应纳入协作网络。如此方能将全国肝胆肿瘤的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随访管理有机整合，高效运作。（工人日报客户端记者 姬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