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越 窦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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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展了一起农民工欠薪案件的诉前调解。法院设立农民工讨薪专属通道,快速立案、调解,调解当天,农民工的欠薪当场兑现。
2月5日下午2点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登记中心调解室,61岁的农民工老白和他的4位工友坐了下来,带着些许紧张和期待的神情。他们的代理律师袁峰在一旁仔细查看一叠证据材料。另一侧,在法官和调解员的引导下,业某建设公司的代理律师、财务人员,以及农民工们的“老板”叶辉(化名),正一一核对名单,做着最后的确认工作。
这是一起农民工欠薪案件的诉前调解现场。该案涉及69位农民工,老白等5人是参与调解的代表。2024年2月,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老白来到北京,在某棚户区改造项目从事钢筋工工作。活儿干到2024年8月,他只拿到了部分工资,还剩1.2万余元始终未结清。身边的工友们也都遇到了这种情况,最多的被拖欠了4.8万元。农民工们决定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2025年12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
“这起案件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常见的层层分包、违法转包问题,用工关系较为复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宋如超介绍说。2023年,京某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某棚户区改造项目部分工程分包给关联公司业某建设公司,两公司存在经常性业务往来。业某建设公司于2023年11月与叶辉签订《分包班组承包协议书》,将案涉工程的主体结构钢筋分项工程劳务施工转包给叶辉。老白等人就是叶辉雇来的钢筋施工班组工人。
“施工过程中,业某建设公司与叶辉对工程量产生了争议,公司认为预算超出了约定,而对超出的这部分农民工工资,双方都拒绝支付,欠薪总额超40万元。”宋如超告诉记者,立案当天,法院就为当事人进行了调解,此后进行了10余次“背对背”沟通,指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一旦发生欠薪问题,违法分包的单位须对农民工工资承担兜底清偿责任。最后,业某建设公司表示将履行支付义务,叶辉主动表示自愿承担部分支付责任。
此时已临近春节,一定要让农民工在节前拿回欠薪安心过年,是法院作出的承诺。2月5日,在仔细核对后,业某建设公司财务人员当即转账,叶辉则带着4万余元现金当场发放给几位农民工,对没在现场的农民工进行转账。
下午3点20分,老白拿到了被拖欠的1.2万余元现金,他和几位农民工当场撤诉。还有两位农民工此前申请了劳动仲裁,纠纷也在这次调解中一并化解。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钱了,这下心里踏实了!”老白一边对记者诉说着喜悦,一边起身。他买了当天下午的火车票回黑龙江老家,家里人在等他。
“从2025年12月底正式进入调解程序,到今天双方第一次面对面调解、现场发放欠薪,效率之高让我没有想到。”农民工一方的代理律师袁峰感慨道,“如果进入诉讼程序,至少需要好几个月时间,农民工往往等不起。法院先行调解化解纠纷,从立案到拿到欠薪,只用了1个月多一点。”
“让农民工维权少跑腿、快拿钱,是司法为民最直接的体现。我们推出的举措都是冲着‘快’和‘便’来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立楠介绍,“在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专设了农民工讨薪专属窗口,开通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只要材料基本齐全,当场就能立案,收案后迅速把案件移送至先行调解工作组,线上也能立案,不用农民工反复跑。法院在立案当日就委托特邀人民调解员介入,还会联合劳动部门联动调解,调解成功的当场确认,同时专人督促企业履行,让钱能快速到农民工手里。”
张立楠告诉记者,当前农民工讨薪案件涉及行业集中度高,工程建设领域较多,“因为项目层层、转包分包,甚至存在挂靠施工的情况,导致用工主体难以认定,农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向谁要工资,这也是这类案件的核心难点。”张立楠说,“企业欠薪手段也更隐蔽,有的企业以‘上家未结款’‘资金紧张’为借口推诿,有的甚至通过转移资产、失联、注销公司等方式逃避支付义务,增加了办案难度。”
“农民工务工时大多是口头约定工资,没有签正式劳动合同,能提供的只有班组长手写的欠条、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给案件审理带来阻碍。”张立楠说,“我们提醒农民工,务必留存核心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分包、转包单位拖欠工资的,总承包单位要先行清偿,找对主体才能少走弯路;发现欠薪后不要拖延,及时维权。这几点做到了,能大大降低讨薪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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