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高级技师巨晓林在两会前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最急迫解决的是带孩子的问题，“在老家谁来看，带到城里放在哪里？”巨晓林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的“朋友圈”中，还没有人把孩子带进城，都“留守”在老家。“孩子太小了需要人看，都要上班。大一点的娃又要上学，工程建设居住地都离学校很远，在城里上学也特别难。”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改善自身家庭经济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为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也导致部分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亲情关爱和有效监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极端行为，遭受意外伤害甚至不法侵害。

对于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是否该把孩子带进城市，或者是否该留在家乡陪孩子成长，这道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却并不简单。

“不缺衣物，缺的是亲情和关爱”

去年6月，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的悲剧。据贵州省民政厅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贵州省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共有858万人，全省16岁以下，且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有109.6万名。

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一些留守儿童性格、心理、智力等方面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这一情况让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罗宁代表有些担忧。

在七星关区调研时，罗宁代表接触到很多留守儿童家庭。有一年近60的爷爷奶奶带着6个孙辈，孩子父母春节都不回家，也未给家中寄钱。“很多家长对自己作为第一监护人的意识明显缺失。”罗宁说，父母对孩子的监护责任是第一位的。

“他们不缺衣物和粮食，缺的是亲情和关爱。”罗宁代表所说的情况得到了全国妇联原党组成员张静委员的印证。张静委员对留守儿童工作有丰富的调研经历。她坦言，留守儿童很容易产生孤独感，觉得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精神上容易抑郁、焦虑。

朱雪芹代表从江苏老家来上海打工有20多年了。她描述了留守儿童家长的无奈——身边也有人把孩子带到了上海，孩子也需要家人看管，这样一来，家里的老人也带出来了。“这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打工者的生活成本。”罗宁代表认为，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是农民工无奈下的低成本选择。

即使带进城，朱雪芹代表发现，由于农民工收入不高，居住环境不好，且常常更换居住地，导致孩子进城后频繁更换学校，很快失学，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独自待在出租屋中。居住地卫生环境和治安环境也常常不理想，“同样得不到温馨的爱，‘留守在城里’”。

父母在，“天”就在

根据全国妇联数据，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6000万人，这意味着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留守儿童。更令人忧心的是，有200万留守儿童无任何长辈照看，与兄弟姐妹在一起或独自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51.7%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近半数的父母在孩子6岁之前就离家外出，32%的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长超过5年。

民政部副部长邹铭此前曾对媒体表示，《意见》中明确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首要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家庭尽责。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子女的监护照料、教育引导方面起着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邹铭表示，个别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很少回家看望和联系在家留守的子女，甚至是“只生不养”，几乎不跟子女联系，造成一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严重损害。这种行为不仅仅有悖于家庭伦理道德，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父母的陪伴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父母在，‘天’就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在家长。”罗宁代表认为，以前在父母的监护责任方面缺少相关要求，父母未尽到监护责任却没有任何处罚措施，导致留守儿童惨剧时有发生。

罗宁代表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威慑力不够。由于家庭原因，大部分留守儿童都是隔代监护，而老人能力精力有限，不能有效履行监护责任。国家法律对不履行或不能有效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或监护人缺乏有效的惩处措施。

留守儿童需要共同关注

朱雪芹代表的电脑里，装着2300多名孩子的心愿——不久前，她与九年义务制随迁子女公办学校金鼎学校合作，将心愿卡发到2300多名学生的手中。

从“改善伙食”“多开展社会实践”到“想学钢琴”“希望图书馆有更多的书”，孩子们递上的2300张心愿卡的寄托，显然不是他们的父母所能满足的。

此次两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部长通道”表示，毕节留守儿童发生的惨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现象。《意见》明确了留守儿童关爱的体制机制，包括出现问题要有强制报告机制，要有应急处置机制、评估帮扶机制、监护干预机制。李立国表示，这些机制的实施将由公安、教育、民政部门依托县乡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来落实。

农工党中央则拟提交提案，建议农村基层组织可组织“代理妈妈团队”，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爱帮助。同时将心理咨询室引入学校，并在乡镇幼儿园、中小学校建立视频聊天室，让孩子随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

在家长不在身边的日子，留守儿童所能依靠的保护对象，就是教师。张静委员表示，教师在留守儿童心理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还要在生活上、精神上等方面关照儿童，因此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

罗宁代表将提交一份关于做好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的建议。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国家监护的概念，将政府保护职责从社会保护中独立出来；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加快家庭教育立法进程，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提高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能力；建议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留守儿童的妈妈不在，政府和社会就要承担起“妈妈”的责任。张静委员呼吁，留守儿童监护需要全民参与。政府要给社会组织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例如登记放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比如现在很多老人，退休了也没事干，但是他们对带小孩很有热情，要把这些公益力量利用起来。”

如何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罗宁代表在调研中发现，贵州省缺少专业从事儿童服务工作的社会组织和人才。张静委员则表示，由于缺乏统筹,此前多年留守儿童关爱工作中覆盖面不广、“雨露不均”现象突出。

对于留守儿童的未来，《意见》中如是表述，“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