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先生走了！悲讯传来，闻之哽咽，诗坛接连的“悲情哀绪”简直使人难以承受——这是真的吗？前些时，在微信中还互相祝福，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刹那间，眼前雾瘴缭绕，心中如铅一般沉重，久久难以平复。与同吾先生相识相知相交的几十年往事竟如过电影般历历浮现：“首届艾青诗歌奖”颁奖典礼上的殷殷祝福、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的欢声笑语、中国诗歌节（马鞍山、西安）上的纵古论今、雍和宫内诗歌学会及同吾先生家中的促膝长谈……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可斯人已去，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不由自主泪水如泉，叹惋如潮，悲念之情涌上心头。

同吾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时候有幸结缘了先生，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影响，可谓受益匪浅。先生为人，谦厚大度、质朴仁和、温良平易，颇具文人风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于晚辈后学，从不以名家自居，更无高下距离之感，能与众多诗学者融为一体，其仁师风范、博学广识深深为人所敬佩。

先生为文，才情斐然，又朴实无华，理性客观。他的诗歌评论引领着当代中国诗学和诗歌评论的主流，有见地、少媚俗，充满感情和色彩，更有着严密的思辨逻辑，他的诗歌评论对诗的抒情本质深层次把握和对诗本质的哲学思考，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趋向，这也是先生为常人难以企及之高度所在。先生做事，坚毅执著，不惧艰辛。他一生挚爱诗歌，与诗偕行，终生为诗歌的发展与生存辛勤忙碌，在诗歌逐渐困惑和迷失的今天克服诸多困难阻力，推动创办了中国诗歌学会，成为诗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培养发掘新人的阵地和传播诗歌声音的窗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吾先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组织者、评论家，一生出版诗歌评论等各类著述几十部，他的诗歌评论能够从中立的基点出发，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偏颇与感情色彩，保持了最基本的客观，令人信服，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诗坛判官”，有人开玩笑说“谁是李白或杜甫，得去问问张同吾”。同时，他对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启迪，对中国新诗发展始终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解读与阐述，对新诗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与同吾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先生对山西、对山西诗人有着格外的偏爱。在晋采风期间，先生的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太行吕梁，他仰慕悠久厚重的三晋文明，崇拜如恒河沙数的大师先贤，更醉心于山西奇绝多彩的人文自然风光，这对先生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山西的喜爱，更多体现在先生对山西诗人的厚爱中。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山西的诗人找到他，无论是求书、求字、求教，或是邀约诗评、序言，他都绝少推辞，尤其是对祈求诗歌评论的诗人，从不吝惜笔墨。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长治市，那里活跃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长治诗群，有一大批倾心执著于诗歌的爱好者。同吾先生曾多次亲赴长治采风，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也加深了对长治诗群的理解与认知，他与诗群中的很多诗人结成了好朋友，成为忘年之交。

多年来，先生与我之间的联系始终未曾间断，逢年过节总能提前收到先生亲切祝福的信息，使我倍感温馨。2004年，我有幸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先生主持颁奖大会，并亲自为我加冕，给我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在国内诗歌界的一些重大活动中，先生也常惦记着我，如果没有看到，就会向熟悉的人打听“新民有没有来”。虽然与同吾先生年龄上有差距，但我们之间却无代沟，我们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情谊，许多次会议间隙，几个人一聊就到深夜。我深深为先生那自由不羁的灵魂，对人间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充满个性却不张扬的魅力所折服，最后往往是顾及到先生的年龄和身体才恋恋不舍地道别。先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的拙作诗集先后写过两篇评论《走向理想的精神圣地》和《翰墨情缘，当代意识》，文章情真意切、客观中肯，既有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更有对诗学者的勉励与期许，给我以热情的关怀，长者的包容和厚爱，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也激励我一直在诗歌之路上跋涉前行。

同吾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他挚爱的诗歌事业，其人、其言、其德、其行将永远刻在我的心底。同吾先生走了，无语凝噎之际，特奉七绝一首《痛悼同吾先生》：“捧书睹物念达人，泪眼黄花倍思君。白鹤秋风随梦远，诗坛肃穆抑贤尊。”谨以此表达对先生深切的缅怀。也许天堂更诗意，那里无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