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检工作报告，我提两个地方的疑问。”今天上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成代表的发言时间不长、音量不大，却句句切中要害。

“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刘新成代表说：“这一方面说明检察机关工作很负责任，认真纠错。可反过来我要追问，这54949件次被纠正的意见，一定是法治系统所犯的错误？那么错的地方肯定就是工作不负责任的地方？那么谁来承认错误？追究谁的责任？”

刘新成代表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还有“积压3年以上仍未办结的案件持续进行集中清理、羁押8年以上的案件挂牌督办、共清理出的4459人现已纠正4299人”的表述，“以前拖着不办的错误是谁的？该不该追责？”

刘新成代表继续发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检察机关仅用一年就清理了过去3年，挂牌督办了过去8年的共4299件错案，是不是说明这个事情不难办。”

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年纠正了多少错误，应该追问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来负责、怎么追责、怎么改进？我觉这些内容应该在报告中体现。”刘新成代表说。

今年的两高报告亮点之一就是“错案反思”。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列举了 “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案”等5起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说：“对冤错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责任，吸取沉痛教训，健全纠防冤假错案长效机制。”

对此，代表们在审议时认为，呼格案，依法追责是关键。他们希望今后将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做得更好，并研究设立预防机制。（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