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一层接待大厅，一块红色牌匾分外醒目：“晓廊坊农民工讨薪四百万伸张正义，致诚公益律师维权尽职尽责名扬四方！”牌匾左下方工工整整签下了112个川籍农民工的名字。在该中心，这样的锦旗、牌匾有400多个。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农民工法援机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致诚农民工中心法律援助的成功经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先从“晓廊坊案”说起。这是致诚农民工中心办理过的农民工最多、欠薪数额最大的案件之一。

112位农民工于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受雇于包工头周忠诚，在“晓廊坊”项目商品房工地打工，被拖欠400多万元工资。他们多方反映问题，却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恶意讨薪”。于是，农民工们通过四川巴中驻京办事处找到致诚农民工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112位农民工将包工头和工程开发商荣盛公司、承包方中瑞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

2014年1月，廊坊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广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即周忠诚和中瑞公司就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荣盛公司在拖欠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起曾被认定为“恶意讨薪”的案件，最终以112名农民工依法追回全部413万元欠薪告终。

翻阅致诚农民工中心的结案卷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2005年成立到2014年12月31日的近十年时间里，该中心办结案件9630余件，涉及农民工2万多人次，帮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2亿元。

作为致诚农民工中心创始人，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坦言，许多前来求助的农民工走过的维权路径十分相似：向政府、劳动、公安、信访等部门求告无果，在偶然中获悉法律援助，在工友推荐下找到了致诚农民工中心寻求帮助。“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来说，依法维权与上访或违法也许只是一线之隔。如果没有法律援助或法律援助没有起到作用，也许就把农民工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比如李华意等23人案，在北京打工后，他们多次向包工头和老板要钱，可不但没有拿到钱，反而被老板赶出了工地。这些农民工向致诚农民工中心求助时，七八个人身上仅剩下3毛钱。佟丽华先自掏腰包，借给他们700元，并和律师一起为他们的案件想办法。律师的关心平复了农民工激动的情绪，放弃了上访的念头，并最终通过调解和诉讼，拿回了5万余元工资。

“很多农民工欠薪案件都是群体性案件，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围堵政府部门、爬楼扬言自杀等极端事件。”佟丽华说，法律援助的作用，就是及时为农民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农民工走上依法维权轨道。

10年来，致诚农民工中心实现了一系列服务创新，包括在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下，开展无偿法律援助服务；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农民工律师；延展服务领域，为农民工提供普法宣传和培训，并在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的支持下，成立了“农民工普法学校”；调查取证先于受理，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帮助等等。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占山认为，致诚农民工中心的经验表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可以通过建立专业性的公益法律社会组织予以弥补。

但据了解，目前我国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法律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和权利意识增强的速度。从规模上看，作为国内最大的公益法律社会组织和最早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机构，致诚农民工中心仅有20多名专职律师，即使加上中心在全国20个省（区、市）管理、支持或协调的近30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专职律师总人数也刚刚过百，仅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律师事务所的规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全国总工会也在日前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对“壮大法律人才队伍”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强调了要有计划地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加快工会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并发展法律援助工作者等专门人才队伍，组织法律服务志愿者，搭建社会化职工法律服务平台。

这些都让佟丽华和同事们看到了希望：“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免费为农民工维权的模式会有更好的发展，也希望更多人参与这项公益事业，让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