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处看过去或许还有一点城郭的影子，走近了才看清楚，这不过是个残破的庭院，她的围墙断壁未及修补，旧墙又被洞开。这就是宋朝，是今天一些历史学家用辽金覆盖的“大宋”。然而，就是这个羸弱而且有些偏小的庭院，却繁育了华夏历史上最繁茂的文化，例如比肩唐诗的宋词、一统儒家的朱子，甚至科学技术……以陈寅恪的话来说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宋朝的“繁荣”是众所共识的事实，只是以历史的经验来判断，科技文化的繁荣总是和强盛国力并立，因之残破庭院的繁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多少给后来的各类研究者留下了一些困惑。那么宋朝何以会“例外”呢？或许我们可以撇开“综合国力”的范畴，从文化的角度来找寻答案。

首先是研学风气的兴起。“学而优则仕”从孔子开始就广为传播，而演进为现实应该说始于宋朝。早至先秦，官员多为世袭，到汉代的征辟、察举，基本也是世家门第。及至大唐盛世虽开科举，门荫仍然占据着主流，在这个前提下，李白、杜甫之流的读书人几乎没有登堂入室的路径，事实也是如此。五代之世由于战乱，大量士人家族的溃散以及远迁，促成了宋朝官吏制度的彻底变革，完善的科举制度成为现实。以南宋为例，宰相62人，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都和平民“读书人”关联。因之从宋朝开始，“学而优则仕”不再是童话，学习之风日渐兴盛，各种书院相互争辉，为文化的复兴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读书入世只是文化繁荣的前提，要铸成繁荣，更重要的条件是宋代复苏的“百家争鸣”。除革新政令外, “创通经义”是两宋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往昔不同，宋学的创通经义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充斥个性理解的新学解释。在佛道并行之外，学术派系林立，如刘牧的易学、刘敞的经学，即便同为儒学的理学，也一改庆历之前的江湖一统，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三苏（苏洵、苏轼及苏辙）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等等，各派争艳自立，甚或相互贬斥，比如二程便指王安石新学为超越释氏之害的大患。就连康有为也认为“一师之门，其哄如市”。凡此种种，俨然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庭院。在朱熹一统孔家店之前，这个庭院上演了著名的“理学”和“心学”之争“鹅湖之会”。这是学术氛围。

其次是环境。相传赵匡胤有“不杀士”的谕旨，虽于史无据，但两宋王朝的文人优容确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崇文抑武，对于文化的扶掖，对文士的包容几近宽纵。1029年，范仲淹反对太后听政，获罪只是被贬河中府通判，其后狂言违上多次被贬， 三苏因反对青苗法获罪，依然没有引来杀身之祸，欧阳修也不例外。正所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各色文人狂士无不得以幸免，也正是这样的包容环境，成就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苏东坡因此可以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分子，范仲淹也可以起起落落，去导演他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因之可以从容“熙宁变法”。

环境的包容为活跃的思想提供了土壤，反过来，思想上的解放也促成了政治环境的自信，两者相互促进，在宋代形成了良性循环。

显然，两宋的繁荣并不是例外，而是有其坚实的基础。区区三百年间，在一个力不足以护国，备受辽、金、元、党项、西夏侵扰，更生长出贾似道、秦侩之徒的残破庭院里，因为格致风气的盛行、独立书院的神采，造就了空前的繁荣。

钱穆说“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实则不止于此，范希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知识分子豪言和霸气，孔夫子以降没有，五四之前亦无，从中我们当可以窥见两宋文人思想空间的外延。具体到科技文化，有“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子，中国的科技史上的四大发明更占其三：造纸术之外，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均出自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