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听完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黄凤文关于“黑牛所长”的介绍，记者便在会议室一溜警察中，一眼就捕捉到了那个绰号叫“黑牛”的警察——昆明市嵩明县嵩阳镇派出所副所长诸红忠，他的确脸膛儿黑红，在一溜警察中“黑”得出众。

出生于1969年的诸红忠不仅承认自己绰号就叫“黑牛”，而且以得到这个绰号而自豪，“我觉得是雅号。”

诸红忠打小就有“制服情结”，考上了昆明市警察学校，做成了自己的“制服英雄”梦 。其实， 穿上警察制服，未必就是英雄，稍不小心，还可能被人揍成“狗熊”，更可能因为不慎而触犯禁律而走向反面，这些，都是他工作以后屡屡遭到委屈以至屈辱才感悟到的 。

“ 笨警察 ” 治贼的 “ 笨办法 ”

在白邑派出所，诸红忠干了整整10年。

刚工作不久，白邑商店夜里发生了30多起撬盗案，盗窃案屡屡发生，而盗贼屡屡得手，诸红忠却一无所获，商家怒气冲冲，社会传言声浪汹汹。

传统公安工作方式不奏效，盗贼不仅不收手，而且好像气焰愈来愈嚣张，盗贼不停地以同一方式作案，诸红忠思来想去，决定采取最笨也是最好的办法——蹲点守候破案。

到了夜里，诸红忠别着一支五四手枪，一个人去蹲点了。在他看来，如果盗贼的作案对象和方式不变，守株待兔就不是笨办法，而是一个既省力又有效的好方法。

果然，熬了一个星期的夜，那只“兔子”撞到他的“株”了，那贼又来撬盗商店的时候，被诸红忠逮个正着，“这是一个独脚贼，逮住他以后，从他家搜出了很多赃物，所有案子都是他独自一人所为，全部商店盗窃案告破。”

因为这30多起案件的成功侦破，诸红忠第一次立了一个三等功。

当警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逮住盗贼，破了几十起盗窃案，证明诸红忠有刑事侦查的潜质，但还不是对他勇气的考验，真正的考验来自他明知对手凶悍残暴仍要顶上去的时候。

白邑镇某村庄，有一个在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凶残粗暴，干了不少坏事，以敢于亡命著称，四乡八寨，鲜有与其抗衡者。有一年，有个警校学生到派出所实习，结果被这个“牛二”打了一顿。

在一些偏远山区，社会治安的维护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山民对法律的敬畏，而作为法律和执法的符号，公安派出所及其警察具有象征意义，如果警察受到非法攻击得不到法律的及时惩处，则会使法律在村民心中丧失威信和严肃性，最后导致治安秩序的崩溃。

经再三确认无误后，诸红忠和另外三名警察准备抓“牛二” 。

感到警察对自己要下手了，犯罪嫌疑人把手往身后摸，诸红忠预感到他有凶器。看到凶徒的手往身后移动，诸红忠噌一下子冲上去把他的双手箍住，不给他动弹的空间。另一个警察也同时冲上去抱住凶徒的双脚，将他放翻，等他们用手铐把这人铐起来，发现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寒光闪闪的西瓜刀。

出村还算顺利，等把人带回派出所准备依法处置时，这个人的父亲邀约几十人前来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没几个警察，诸红忠他们就把大门关闭起来，尽量避免事态扩大，同时向县局报告，希望得到增援。

外面的人很疯狂，“他们用石头、砖头砸派出所的大门、窗户，里面又裹胁了一些群众，我们人少，又不能采取过激措施，只能等县局派警力支援我们。”

正在打砸过程中，县局大批警察赶到，当场拘捕了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

这场搏击之后，诸红忠在白邑的名气开始大起来，当然，人们不叫他诸红忠，而叫“黑牛”。

打不垮的“忍者”精神

2001年3月，县局肯定诸红忠的工作，把他从白邑调到县城所在镇，嵩阳镇派出所，虽然还是做普通警察，但从山乡调到县城，客观上是对他工作成果的肯定与“奖励”。

嵩阳镇当时有一个灯红酒绿的去处，名叫新纪元大酒店，诸红忠回忆说，“那是当时整个嵩明县最好的酒店，去吃喝玩乐的人很多，酒店生意很好。”

这种地方，在基层派出所警务人员眼中，往往也就是治安问题最敏感的部位之一。　

是年7月的一天晚上，诸红忠终于在这个酒店遭遇了自己的“屈辱”，也展示了自己的“忍者”风范。

“那晚，新纪元大酒店有人报案，说有几个人在酒店酗酒滋事，我和三个同事就出警了。”

到了酒店处警现场，诸红忠向这几个借酒闹事的男子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 其中一个男子很凶暴地说，“警察算什么东西，派出所算什么东西，我就是要打警察。说这话把我的警官证甩手扔掉，动手就要打我们。”诸红忠想把他控制住，这个男子的朋友说他酒喝醉了，就把他放开，这人又冲过来打警察，诸红忠被激怒，挺身而出，这时对方人多，冲着显得比较冒头的诸红忠就开打，同时招来了几十个同伙。

由于群体事件涉及当地特殊人群，上级领导担心事态扩大不好收场，要求诸红忠尽量忍，“我被打了40分钟，几次被他们打倒又从地上爬起来，我对他们说，除非你把我打死，否则我不会倒在地上。”

看到诸红忠打不还手，这伙人也觉得自己过分了，有人劝住了行凶殴打诸红忠的那个男子，诸红忠才被同事救出送到医院。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诸红忠说，“当时我遍体鳞伤，但都是皮外伤，不算重，被打时我有意识做了些防护，但内心被伤得很重。”

他不理解的是，对如此猖獗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追究？“我们作为警察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怎么办？社会治安怎么维护？”

被打以后，和诸红忠关系密切的人不约而同劝他放弃警察职位。

老母亲心疼他，妻子也劝慰他。“我一下子牛脾气又来了，告诉她们，不仅还要干公安，而且就要在嵩阳派出所干，不然我真是被他们打趴下了。”

在诸红忠心中，他甚至不恨打他的人，只是觉得自己“被窝囊”实在想不通。

在医院躺了一个半月后，诸红忠出院了，局领导知道他很委屈，找他谈话，告诉他，岗位随便他挑选，想去哪去哪，哪里清闲去哪儿，建议他去管车，“那活儿清闲，又无危险，我说哪儿也不去，还要去嵩阳派出所，我的精神他们打不垮。”

又回到嵩阳派出所了，诸红忠还是凭着一股牛劲儿干活。

紧挨着警察和罪人的红线

从警20年有余，诸红忠抓捕过3000多名犯罪嫌疑人，破案和参与破案3000余起，这是他的荣耀所在。然而，就在一次寻常的抓捕嫌疑人审查过程中，他差一点栽在抓人的过程中。

干过警察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随着法律环境的逐渐完善，对执法者要求很严格，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警察和罪犯往往就是一步之遥，“中间就隔着一道红线，在红线的这边，你是光荣的人民警察，是执法者；稍稍逾越，你可能就是违法犯罪分子。”

诸红忠曾经差一点儿就成为“违法犯罪分子”。

伤愈康复后，诸红忠又到嵩阳派出所工作，之后，他因为表现良好，通过竞聘，当上了嵩阳镇派出所副所长，“民主测评，我得的分是最高的。”

但在2003年，诸红忠终于遇到差点过不去的一道坎儿了。

一个年约六十的老者靠摆地摊替人修理自行车为生，这天老人报案，说他在县城南岔街被一个男人持刀抢劫了800多元现金和一部分物品，接警后诸红忠迅即赶到发案现场出警，按照老人的描述，诸红忠和同事循踪追到一个出租房，把抢劫者围堵在房中，进屋后，在出租屋二楼他们遇到了一个男子，受害人指认说，就是这个人抢劫他。

“我检查他身上，有1000多元钱，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审查。”诸红忠还记得当时的情境，“这个人不承认他抢劫老人，我吃不准，又问老人，说，老人家，你认准是他抢劫你吗？老人说，是他，就是他，化成灰我也认得他。”

诸红忠怕搞错了，想从证据入手，老人告诉他，被抢劫的现金有一张假钞，其它的钱是10张编号相连的新纸币，“就是他，整错了，我负责。”

从这人身上真的搜出了10张有连号的新钱，但嫌疑人还是不承认自己抢过老人。

冲动之下，以为证据确凿的诸红忠和另一名警察用警棍打了这个人几下，“他认了，承认先是偷窃，被发现后打了老人，把老人的钱抢了就跑了。”　

“结果，三天后，这个嫌疑人翻供，说是因为我们打他，他才承认的。”

因为证据不足，此人被释放了。

隔了一个月，这人去鉴定受了轻微伤，跑到昆明市检察院控告诸红忠他们涉嫌“刑讯逼供”，这次轮到诸红忠成为“犯罪嫌疑人”了，“我们审讯他时，有三个警察，我和另外一个老警察打了他，另一个警察没打，于是我们成了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传唤去接受讯问。”

市检察院经过严格审查后，综合各种因素，作出了对他俩“不予起诉”的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罪，但罪过不重，可以免于被起诉。”

从“罪犯”的边际被拽回来，并不意味着就完事了，诸红忠的副所长职务被免了。“当时，我已经有3个三等功在身，有人说我10个功抵不过一个过，有什么意思？我说，功是功，过是过，自己做错了，自己要承担责任。”

教训之下，他对依法办案的观念，自我总结为一句话，“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宁可错放100个人，也不可以错捕一个人。”

牛劲十足的诸红忠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沉沦，干劲十足，热情更高。“有的群众知道我手机号码，报案不给所里报，直接给我报。”在嵩阳镇工作了这11年，诸红忠的“粉丝”不仅是普通群众，甚至还有被他处理过的人，“他们很信任我，说，‘我要犯事了，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换个警察，我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