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在那儿插过队，也为那儿写过诗，如１９８０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也写过散文，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魂牵梦绕》，写过小说，如在《飞天》上发表的《故人三记》，还有随笔，如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衣食住行》。

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十多年前，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前几年回去，己经颓坍，还能看出洞的形状，荒草萋萋。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人早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我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写了那么一些文章，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

在曹坪的１９６９年，我曾和北京知青住在一起，那是三孔羊圈改成的知青点。知青点的生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四十年了，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看来，这是时间在发出信号，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但经历过的却永远成为一种记忆。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我再回曹坪，知青住过的羊圈窑，砌上石头的窑洞面墙，变成了小学校。这倒好，让知青点，变成了这个山村的一个话题，一个标记或许还会是一个传说。

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年时间。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个老人给我的一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

在那个家，我能做到每天吃糠菜，至少有一餐是以糠菜为主。在那个家我成了全劳力，能干男人干的所有农活，我就是在这个窑洞住的时候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在那个家，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不能承受的是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男主人是饲养员，名叫栗树昌，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叫过这官名，直呼其“老实人”。我在另一篇散文《魂牵梦绕》里面专门写过他，我说：“他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忘掉他的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你感受不到他活着对你有什么妨碍。”人们喊他老实人是因为他不与任何人作对，也接受任何现实，不说话，不发牢骚，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逆来顺受，让我无法接受而且恐惧，我怕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的老实人。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和两位老人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说今后怎么样，从没有想过改变一下，一切都这么熬着，过一天算一天地过着。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过去，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曾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了外孙。但他们不爱回忆，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在没有希望的日子，他们心安理得平静地活着。这是一种没有精神内容的生活，如果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读书，那么，我也许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一辈子，但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我忘不了做梦。同甘共苦易，同床异梦难。有时深夜醒来，听见两位老人的酐声，我就在想，他们的梦是什么呢？我没能在这里住下去，我回到了知青点，然后经招工离开了这里。我爱这里，但我又离开了这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无梦的生活，而不是穷。我在《干妈》中写道：“山村最美的享受是早早地睡”。我借干妈的话说我的心声：“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

我每过几年都要回去，因为那里是我的“家”，山头坟地躺着两个老人，我叫过他们干妈和干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