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空气里流溢着花香。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被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代表认为是基本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特别关注“那些在大城市中生活的孩子们，他们的身高使其恰恰成为汽车尾气吸入最多的群体”。

生态和环境，确实关系到“最基本的生存权和生命权”，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关系子孙后代发展空间、生存质量的“民生问题”。“先发展后治理的这条路坚决不能再走了，一定要珍惜良好的生态环境。”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代表谈及花费了218亿元的滇池污染治理问题时说。

本次两会上，谈及环境、资源以及可持续发展，许多代表、委员都站在“留一些空间给子孙后代发展”的高度纷纷建言。而人们也欣喜地看到，“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有“密集”的约束性指标给经济发展带上了“紧箍咒”——“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至10%，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

此间媒体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不少代表、委员也认为这是“政绩指挥棒”转变的重要信号——“要让所有的体制、机制都围绕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挥棒，而不是围绕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GDP等外在指标转。”

建立新的政绩考核机制，亦是不少代表、委员多年来的期待。胡旭晟代表提出，应当结合创新能力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占比重以及GDP单位能耗下降的比例等内容，设计一套新的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指标体系。

不过，此前的事实也表明，仅有对官员的指标“约束”，似乎还不足以形成推动“绿色GDP”战略的制度保证体系。

比如，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降耗指标，对工业企业拉闸限电，严重的到了限制居民生活用电的地步。“这种结果的出现正是一刀切式的考核指标制定不科学的集中体现。”宗庆后代表认为。

一些代表、委员从建立激励与约束两种机制的角度，就如何打造国家和企业在“绿金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了诸多建议。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所顾问牛文元委员提议建立“国家碳补偿制度”，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模式和碳定额管理制度。这或许不失为兼顾当期效益和长远利益的“激励机制”。

更多的代表、委员则呼吁，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确保发展与环境、资源相兼容。如中科院院士褚君浩代表呼吁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构造低碳经济繁荣发展的政策和人文环境。而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则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侵害环境罪’专章，让惩戒更给力”。

沉痛反思“发展的代价”，代表、委员翘首期盼：超越行业、部门和地方利益，加快建立促进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政策、资金支持体系。从观念到行为，从机制到执行力，不少代表、委员对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依然忧心忡忡。

6日上午，李毅中委员指着会场里的吊灯质问：“建筑为什么不能搞自然采光？我们一方面搞太阳能发电，转化率为16%，花那么多的钱；一方面，太阳在外边，又要点着灯，这是什么建筑设计啊……”

李毅中委员反思：“灯泡比人多，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