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沧桑

摄影:杨登峰
1989年,湖北瓦庙
那一年,我从黑色七月败下阵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对我说:“现在家里也没什么出路,你暂时就放放羊。”
放羊很空闲,只要看好庄稼地,不让羊吃就行了。每天早上把羊赶上山,中午回家;下午再赶出去,天黑了再回来。这样坚持了几天,我开始觉得无聊。于是我把以前在学校里看过的《小小说选刊》、《宋词三百首》从快要发霉的柜子中找出来,一同带上山,每天上午背一首宋词,下午看看小说,有时还乱笔涂鸦几句。这样的日子很容易打发。可是,有时因为看书入了神,却不知道羊的去向,那些嘴馋的羊常窜进别人庄稼地里偷吃大片禾苗,庄稼的主人总会找到我们家里(村里只有我家有羊),而我总免不了挨一顿臭骂。
我开始讨厌放羊了,准备找合适的机会出远门,那些年家乡还没有“打工”这个概念。
机会终于来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湖北做工,那年他回家探亲。我悄悄托他给父母说情让我与他同去,结果我如愿了。
第一次要出远门,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在凄风苦雨中同那位亲戚走进了湖北瓦庙的泥泞。
这是一个生意并不景气的砖瓦厂,里面的100多人都是我的同乡,还有一部分是我的亲戚。在砖厂,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做工。我的任务是用板车拉湿砖胚,活不重,且好长时间才轮到我拉一车。我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隔我们砖厂不远有一个书摊,专卖旧书、旧杂志,我有空了就往那里跑。卖书的是个老头,他看我常去那里看书不买书,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钱爱读书的外地人,破例将书借给我拿回砖厂看。看的书多了,我就手痒痒地写一些豆腐块了。
1990年,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内蒙古的风好大呀,漫天飞起的沙子,打得我睁不开眼,捂住脸,隔了一层布,脸还是被沙打得生痛。从乌达新区到乌达煤矿要翻过两座山,这条路,我熟悉得闭着眼睛就能走。山下有家书店,我常常下班后到那里去,就是那家书店,支撑着我在暗无天日的煤井里干了一年。
井里的活脏、累,一天下井虽然只有8小时,潜伏的危险却时时威胁着我们,常常听到瓦斯爆炸或煤气中毒致人死亡的消息。
最难防的是顶上塌方。有一次,工友们都下班了,我还有一点煤没有装完,一个人在井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前面或后面松动的煤掉下来沙沙声,无端地给人一丝恐惧。几天前,一个工友让头上方塌下来的石块压断了腰,那惨叫,似乎还在我耳边回荡。我一边装煤一边注意我的上方。突然几粒沙子打在我安全帽上(这是塌顶的先兆)我心里一紧,一跨步跳到煤墙边,刚站定,就听到一声巨响,一大方石块塌下来,正好落在我刚才站的地方,好险哪!
刻骨铭心的1993年
那年3月,父亲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做冲压工。
也许就是那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93年5月14日。
那一天我加夜班,在冲床上操作切边的过程中,因冲床失去控制,切掉了我左手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看着血淋淋的手,我大脑里一片空白。在长达四小时的手术中,我咬紧牙关,强忍住痛。
住在病房里,我整天除了看书,就是睡觉,有时还唱歌。躺在旁边的病友的呻吟声不断地传来,他们为那些小小的病痛呻吟着,以得到照顾他们的人的抚慰。每天都有很多人陪着我,他们陪我笑,陪我唱。虽然,失去了指头是痛苦的,我还活着,我总是对他们说:“活着就是好的”。
不久,我出院了,厂里决定让我去搞推销,其实我本身不是做生意的料,但经历那场痛苦之后,我什么都想去试试。
搞推销是辛苦的,我常常扛着沉重的配件样品穿越在那些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下雨了,让雨淋;太阳出来了,在烈日里晒。有时夜深了,还找不到住宿一夜的地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跑推销终于有了很好的效果,各处的订货单纷纷传来,为厂里赢来一笔又一笔生意。
也许是上天故意捉弄人。那年腊月,我送货到成都,在途中丢失了现金8000多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于是我决定南下,在临近春节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像一只落荒而逃的野狗离开了家。
2006年的奔波
我学起了做面条。每天早上两点多,正是美梦如潮的时候,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在面粉粉尘的重重包裹中,我改变了模样:白的头,白的脸,白的全身,纯粹的一个白面团。在离栖霞不远的摄山星城菜市场,有个安徽佬愿意将他的面条厂转让给我,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五万多元成交。我四处打电话求助,向经济宽裕的亲戚朋友借。经过半个月的煎熬,接手面条的钱基本上到位了。
每天凌晨两点,我穿越别人的梦,让静夜的机器轰鸣。机轮转动,齿轮咬合,面条丝丝缕缕地流出来。这些做出来的面条,要送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去。它的运输工具就是摩托车。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送货的事全让转让方安徽佬带着我。我因为左手曾经伤残的原因,以前从未骑过摩托车。
想想这些年,我闯过内蒙古,在煤矿井下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生活过一年;血雨腥风的1993年,失掉左手的几个指头,我没有因此倒下;在广东打工十年的漫长日子,我写下了大量的打工诗篇。而今,我却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摩托车送货,我的左手无法支撑,加上一些外在的因素,我又将做了十五天的面条厂转让给了别人。
在九月的风雨中,从南京到浙江义乌的长途汽车载着我满腔失落和迷惘,一路风尘仆仆,天快黑的时候,终于抵达这个名叫下里角塘的村庄。
又一种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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