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大地上行走，如果时间又来得及，我又不够老。我还爱走向荒僻，总以为前面一定有着什么？前面总是没有什么。

14岁那年，我从故乡出走，开始了在外地行走。在新疆一望无涯的戈壁滩，我得到了一个身份——盲流，我不知道这个称谓到底是什么，以为类似“流氓”一样受侮辱。我的小姨——翠总是跟那些欺负我的人打架。她说，他不是盲流，是我们家的亲戚。这么多年来，我为着小姨的善良，常常想起她来。

我那时爱读三毛，这个在大地上行走的人，被称为流浪。在新疆我认识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跟她去放过羊，我想挨她的鞭子，因为我听了王洛宾的歌曲。

在一个下雪天里，我从边疆又回到了故乡。我开始跟着母亲种地，辨别粮食和农村节气，我又有了一个身份——农民。然而，一场冰雹将眼看收成的谷子毁灭了。就在那一年，我的堂兄从深圳回来了，他的脖子打着红色的蝴蝶结，多么梦幻。我的堂兄说要带我去深圳打工，我高兴极了，早早的准备了行李。在深圳，我拥有了第二个身份——打工仔。

后来，又出现了一大堆名称，外来工、北妹、城市建设者、捞仔，我还在一些刊物上看到生产力、劳动者、主力军。我还看到更多的字眼、机器、流水线、工卡等，还有甚至跟动物有关的，比如，深圳当地人称打工者为“打牛”。我一直不懂这个词语，在打工题材的诗歌里不断出现的青蛙、牛、蚂蚁，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诗歌，毕竟我们是人类，一样活着。

进入第一个工厂我被安置了一个身份——编外员工。我从来没想过这个称谓。后来工厂发生了很多事震惊了我。我有个老乡很活泼，有一天突然倒在机台，经过抢救，是脑子出了问题，动了手术，人变痴呆了，工厂承担了全部医疗支出，还补偿了两万元，因为他是编内员工。相反，还有一个在废料场的杂工，每天，呼吸着灰尘，倒下了，那时还没有出现尘肺两个字。他是编外员工，除了医疗，没有任何补偿。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在我的行囊里有一本五四时期的诗歌集，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但我不知道，它是打工诗歌。在一首《致打工者》的诗歌里，我给予了打工者激情的赞美，还给了美好的命运安排——用在城市学到的经验去建设自己的家乡。15年后，我把那时的自己定位为纯粹的失败理想主义者。

在工厂一年后，我无力去支撑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出走工厂。

我开始在祖国的首都行走。在工地上，对着强大的北风，举着榔头要把水泥墙打穿。在工地上我认识了力，榔头，钢筋，水泥，砖，焊花，电。我很害怕电，直到现在，每次操作电的时候，我都头皮发麻，神经绷紧，眼睛专注。我曾目睹电把工友烧死，在地下室，碰到一个人，像碰到了鬼，因为这个工友的脸被电击毁了。有好多次，电跟上了我，很多次我都幸免。六年后，我走出了工地，来到了深圳。

我开始在深圳找工，这样走着，走着，有天，深圳的大街上再也没有尖叫的闷罐车了，可以不怕穿迷彩服的治安员了。因为我遭遇了两次查暂住证，一次去搬石头，一次被收容，遣送，给了钱自保出来。这样走着，有一天，我有了一个身份——农民工。深圳卫视的一档节目“关注两亿农民工”，他们不知怎么找到我。我当时有点虚荣，上电视了，想也没想过的事情。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农民工这个称谓。

因为热爱文字，我有幸被深圳市文联杨宏海老师邀请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我看见我的名字下面写着——打工作家。2008年，因为我写了一些打工题材的诗歌，被诗刊社邀请参加青春诗会，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这个诗人在打工。诗人，多么美好的称呼啊。在深圳当有人在介绍，这是著名的打工诗人某某某，这个诗人在回避，而我是多么虚荣地羡慕他。然而，有人说我，这是个真正的打工诗人，我赶快回答，我不仅仅只写打工题材的诗歌。深圳曾经搞过农民工诗歌大赛，获奖者送户口，这时我又有了一个身份——农民工诗人、民工诗人、新诗人等等。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大地上的行走者，爱去那荒僻处行走，走着走着，我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