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反思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清洗现象，得出了一个著名概念，这个名为“平庸的恶”的概念认为，在对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过程中，不少当时的德国人其实是“普通法西斯”，他们释放着“平庸的恶”，配合法西斯分子大肆屠戮犹太人。这个“平庸的恶”，还可迻译为“平庸者的邪恶”。

这个“阿伦特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开掘了20世纪上半叶普通德国人的人性之癌，而且在于，它事实上具有超逸国界的普适价值。

杭州市萧山区公交公司在1000多辆公交车上投放2.5万把便民扇。不料短短3天内，扇子几乎全部被乘客取走。之后，公交公司又投入5.5万把便民扇，几天下来，大部分扇子又不翼而飞。今年早些时候，“湖南在线”报道，在长沙烈士公园，用于衬托氛围的数千把红伞，没多久就被游人“摘”下损毁或者“顺”走了1000多把。

更有十分恶劣并随时随处可见的是，但凡是公共用品，比如大巴上的扶手、影剧院的座椅、图书馆阅览室的桌椅等等公共物品，总有人把这些公共设施破坏掉，相对于那些把公共物品拆盗回家自用或者售卖的行为，在道德层面上，前者比后者更邪恶，损公肥私或者损人利己，总还有其逻辑的合理性，而前者，损公并不肥私，损人毫不利己，只是为破坏而破坏。

如此秽行，迭罹挞伐，不少地方还采取了法律、道德多管齐下的制度治理，反讽的是，收效不是甚微，而是毫无——只要是貌似无主的“公共物品”，不论以任何形式出现，终究被损坏、盗窃。其原因固然可以从经济学、法律学、传统习俗、制度困境等多角度来阐释分析——比如我们缺乏一个严密完整的信用甄别制度——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不说，而且变本加厉，给人的表象就是，道德水准在滑坡并崩溃。

如果道德在滑坡乃至崩溃，那么其实是支撑道德的内在基柱在坍塌。

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的地方，都是以信仰为先导，其次是学校，最不济的时候才是以监狱为符号的法律。信仰入心，濯涤并建构人的灵魂；学校传艺，授人以渔；囹圄困形，以力服人。如果这个维持社会常态的顺序恰好相反，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乖戾社会。人作为动物，一旦舍弃内省、内敛的信仰因子，则兽性的本能会复苏，不可抑制地向外膨胀。

有观点认为，人，尤其是男人，潜在着一种破坏欲，是为“破坏本能”，人类所以战争的心理因素由此起，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人在一战后继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寻觅产生战争的心理、生理因素，他们的结论是，人类的破坏本能，甚至是男性荷尔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要解决爱因斯坦关于“在人类身体内部本身原就潜伏着仇恨和破坏的欲望”的难题，弗洛伊德给出的方法是“只有通过手拉手而产生的更为强大的强制力才能起作用”，这个“强制力”就是与破坏本能同时存在的“爱欲本能”。

而信仰及其主张，都是以爱作为“主旋律”的。人有信仰而爱，等于心中有个警察全天候驻勤，慎独自是一种极自然的生活方式，无需外在的法律、制度以及防贼似的监督眼神。

萧山的“道德实验”并不孤单，近来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将5000把便民伞放到各交巡警平台上，供市民借用，为了方便借用者“好借好还”，用完后，“把伞放在全市任意一个交巡警平台或者派出所就可以了。”

以恶意揣度，估计这5000把伞的命运不会比那扇子好多少，但愿我是小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