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英和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目前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路口。也许再过十年，他们的学校就不会存在。

这个城市已经承诺在公办学校全面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7月14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明确无误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完善政策，保证农民工子女在全日制学校全面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张雪英是早期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那拨人。目前她拥有三个校区共4000名学生。张雪英他们已经开始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当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一段历史记忆，我们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2010年7月15日晚，一场小雨覆盖北京全城。居住在北京南城三路居平房区的近千外来务工人员刚刚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北京兴华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雪英站在学校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夜里寻找这个学校颇费曲折，路灯昏暗的村路两边满是泥泞与积水。“十年来，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张雪英淡淡地说。

2000年：被“逼”成了校长

1998年，正是农民工大量进城的时候，张雪英从河北邯郸来到这里探亲。买菜时发现附近几个河北菜贩的孩子都没有学上，有的8岁了还不认字。身为农村教师的她心里十分难受。几乎是被动的，她成了给附近几户河北菜贩“看孩子的”。

一个月后，她身边的孩子已逾70个。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迟回邯郸的时间，直到当地教育局将她除名。开始时，张雪英根本张不开嘴向家长提钱，一个办厂的家长提供了两间十分简陋的小房，她觉得让一个家长免费提供教室不合适，同时还要购买一些必要的文具，于是开始与家长商量每个孩子每月交20元的学费。

2000年左右，北京出现了一波进城打工的高潮，她的学生已经到了100多人。来北京一年的张雪英攒了4700元，她租了3间平房，并雇了两个老师，每月200元。再次开学的时候，学校一下子涌入了400人。这样的规模让她萌生了挂牌办学校的想法。“真是被逼的，之前可不敢说当校长。”

张雪英本身就是一个外来人员。她自己融入城市很艰难。“不知道怎么坐车，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粉笔，不知道哪里能搞到课桌。甚至不敢跟北京人说话。”

她曾不敢与之对话的北京人后来却给了她很多帮助。一天晚上，她还在为学校粉笔不到位而夜不能寐，第二天醒来，却发现门前摆放了几箱子粉笔，至今她都不知道谁送的。一个民办高校倒闭后，她马上带家长赶过去捡旧课桌。该学校一个近８０岁的老教授听门卫讲了这个事后，直接安排人送来７００多套旧桌椅……

2004年：坚韧地生存

2001年到2004年，是她认为最艰难的几年。

打工子弟学校在当时是个新事物，政策上也是空白。联防队员对此无所适从，对她说：“张老师，你的学校合情合理就是还不合法，我只能给你贴封条。”

他们贴了封条，张雪英就带着学生翻窗户进去。再后来，张雪英索性把封条撕了进去上课，联防队问怎么回事，一帮孩子出来作证是“风刮的”。联防队员们只是笑笑，也不追究，再贴上新封条。就这样，再撕再贴……

每当有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村里有人就会或有意或无意通知张雪英。张雪英就会给学生放半天假。

毋庸讳言，当时各地对于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乏思想准备，在思想上、政策上都应对不足。张雪英说，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自己心里也明白怪不得他们。

孩子人数不断增加，张雪英将学费每月涨到了60元。她在丰台和宣武交界的地方租了一个面粉厂的几间厂房。面粉厂害怕担责任，不愿意让其在这办学，张雪英又带着孩子们开始“捉迷藏”。有人在外面放哨，一有人过来，马上吹哨子，一声哨代表有人来了，二声哨代表有人上楼了，三声哨代表有人被抓住了，老师要做好准备怎么应对。学生们一听哨响，马上就趴在桌子底下，外面看去里面空荡荡的。课间尽量不休息，学生上厕所的时候都静悄悄地排队，谁也不敢大声说话。

半年后，宣武区教委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前来检查，为了给区里一个好印象，张雪英去市场买了新桌布。尽管精心准备可还是闹了笑话，由于凳子是旧的，一个领导刚坐下，凳子就折了。他们包里确实放着取缔通知书，但这些搞教育的人看着那么多孩子露出天真的笑脸，手捧鲜花列队迎接他们的时候，纷纷流下了泪，那一天，没有人忍心把取缔通知书拿出来。张雪英几年的艰辛委屈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泪水喷涌而出：“我真的无所谓，关了可以，但一定得保证这些孩子有学上。”

区教委领导表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有办法解决。”随后，区里专门安排民警来协助张雪英对这些孩子根据居住地进行就地分流。尽管有着充足的思想准备，但是难度之大还是超乎想象。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公办校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于是宣武区仍让这些孩子由张雪英管理，并给予一定扶持。

2010年：下一个十年的希望

2004年后，政府和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越来越关心。而政府也在政策上不断修正。张雪英的学校第一批拿到了合法办学的资质。社会各种组织也对其进行捐助扶持。

宣武教委协调了一处教学楼供其使用，张雪英手下教师的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200元。而宣武区工会除在为其提供部分书籍等硬件设施外，还免费给张雪英手下的老师提供培训。“工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帮扶。”

张雪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4000学生一学期缴纳160万元学费，三个校区的租金20万元，余下的钱扣除200名教师的工资，水电以及各项支出，基本没有太多结余。“我办这个学校基本是没有赚到什么钱，政府知道我是真心为了孩子，所以一直支持我。”

在张雪英看来，打工子弟学校迟早得退出历史舞台。“有一天，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孩子们都顺利地进了公办校，我也感到幸福，我自己现在干什么都行，我相信自己的生存能力。”

在张雪英眼里，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都有了融入城市的愿望，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更令她感到慰藉的是，政府和全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关注。“我也不否认有些利欲熏心的人误人子弟，这都是社会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只希望有人能记住我们曾经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出过力，就够了。”

２００９年上海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对一些符合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校长给予保留任用。北京也在开始酝酿试行相关的政策，这让张雪英看到了下一个十年的希望。（本报北京7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