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成本太低了”、“搞科研必须先‘公关’成为科技界的潜规则”、“有限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在刀刃上，‘跑冒滴漏’十分严重”——每年的全国两会，有关学术腐败的现象都会遭到代表委员们的强烈抨击，今年这一问题依旧引起相当的关注。

很多代表委员呼吁，一定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定一套客观公正的惩处学术腐败的办法，同时清除科研领域的“官本位”思想，打破论文至上和SCI（科学引文索引）崇拜。

去年发生的一件丑闻，令科技界再次震惊。去年12月19日，英国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E辑)的编辑们提醒说，该刊于2007年刊登的论文中存在可耻的造假行为。中国江西某高校教师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若干篇论文，被认定有造假成分。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到近年来高校中发生的数起抄袭事件、学生联名“炒”老师等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事件时表示，学术腐败这股歪风与学术价值导向有关。

在高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与导师评级、学生毕业直接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风浮躁。钟南山说，急功近利者不惜在弄虚作假上做文章；自抬身价者在论文上与有名望的专家联合署名，以便于发表。“我身上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我的名义以求登上学术杂志。”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潘复生说：“杜绝学术腐败不是靠讲良心、守道德就能制约的，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在他看来，目前的科研考核体系太重论文，论文发表数量和SCI引用情况是最被看重的指标。

他因此建议，改革考核体系，坚决打破论文至上和SCI崇拜，“考核中首先要看这个单位、这个人有多少成果转化成了生产力。”

全国政协常委、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也表示，只有破除利益格局障碍，实施科技评价和奖励体制改革，解决好科技活动的指挥棒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造假的问题。

去年底，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揭晓。有人做了一个统计，2009年中科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而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尽管有关领导出面表态，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但院士增选只重表现，不论身份，仍引发质疑声不断。

“我国科学界缺的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大师，不缺当官的人才。”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邦河两天前在科技组联组讨论发言时，用这句话开头，向科学界的“官本位”现象开火。

参加讨论的另一位政协委员则以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为例总结说：“博士毕业五六年后还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已成为我国的稀缺资源。”

“科研人员不愿意在一线科技攻关，而总想着去当什么‘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现有科技评价机制，在科研单位分别培养科研尖子和科研管理人才，用不同评价体系考核两类人员。”

李邦河说：“如果不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科学大师队伍将永不可能。”

对此，列席全国政协委员科技界联组会的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建议，有关部门不妨考虑制定政策，让做了一段行政工作后的科技人员再回到科研岗位上，这可能会有利于科研的组织与创造。

一方面是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成为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有限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好钢用在刀刃上”，利用率低下，科研基础建设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

全国政协常委、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讲了一个例子：“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科研机构一哄而上搞防治药物的开发，搞试剂的一下子冒出10多家，搞疫苗的30多家，有些基础条件并不好，完全是不计后果的重复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文庆直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体制上。各个单位单独搞科研，缺乏必要的合作和共享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科研资源的整合，建立起资源共享平台。

除此，近年来，科研经费的申请分配机制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

日前，某媒体揭露科技界的一大潜规则：一名科学家如果想申请“攻关”某项国家级课题，首先要做的很可能是拎着礼物，踏上进京的道路，先去“公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对此痛心疾首，他因此建议，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要纳入公共监督之下，建立规范的评审机制和程序，落实和完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