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做企业，碰到的大多是订单、资金、回款等问题，几乎就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以至于强势的资方张口闭口就是：“工人有的是。就这条件，爱干不干！”

现在，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开始说：“就这条件？老子不干了！”于是，熬过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冬、好不容易拿到订单的企业，又遭遇了“民工荒”。据报道，在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排头兵的东莞，当2009年下半年订单恢复后，99%以上的企业招工困难，有单不敢接。

最近以来，不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缺人”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再次出现的“民工荒”，也已经不再是“技工荒”，即使是普通工人也短缺。

那么，从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然不可能人间蒸发。有的刚刚辞职，正行走在寻找工作的路上，不过有个小小的附加条件：“上班时间短些、工作环境好些、福利待遇优些”；被金融危机赶回经济相对落后的老家后，有些人猛然发现，家门口也能找到待遇尚可的工作，而且还有既能让老人、小孩不再留守，还能免除独在异乡的孤寂无助，于是留下不走了；有的在惠农政策的召唤下，返回田间地头，重新务农；还有的，则开始尝试着自己做老板。

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给予社会成员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改革开放30年来，吃苦耐劳的农民工用汗水、泪水、甚至是热血，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也是“中国工人”群体登上《时代周刊》人物榜的重要背景。现在，尽管还存在许多障碍，使农民工无法完全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不管一大步或一小步，终归是进了一步。

这一步，也许还预示着，资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野蛮地追逐利润了。

其实，人口学家蔡昉几年前就提醒过，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不会永远无限供给，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将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中国经济就会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出现后，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资本和劳动驱动，而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

为了解释“现在工人比前几代工人状况变好”的现象，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告诉我们，生产效率高的工人，得到的工资高，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得到的工资低。这就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刘易斯转折点”也应该是农民工资收入提高的转折点。

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蔡昉表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其实，好多事情都是有前因才有后果的。

还是以东莞为例。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企业大量辞退农民工。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离开东莞的农民工超过60万人。到目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回到东莞。

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的另一个原因则非常简单。那就是，工资水平长期偏低。近10年来，制造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根本性提高，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加大。比如，东莞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为770元；在东莞的鞋业企业里，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才能够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

不只是东莞或珠三角地区，其实，农民工的低工资在全国一直是个普遍问题。前些年，有大批企业内迁，就是为了获得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当“刘易斯转折点”迎面而来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追问生命的意义时，哲学家会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完全由吃苦、受累来体现。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强劲复苏，但要做好企业，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必须面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现实，善待农民工，探索建立可持续的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