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城，电影院、剧院、照相馆三足鼎立，是当时城区繁华的主要象征。记忆中，其中的照相馆就仿如初恋情人，虽青涩久远，却倍感怀念。

照相馆位于登山路口一座弧形小楼内，楼下是理发店，沿着楼梯间的木楼梯上到二楼，先要走过一段用三角板隔出的幽暗走廊，才是照相大厅，厅中央竖着一台身躯庞大的座式照相机，无形中将大厅一分为二。大厅北墙面挂着整版布景油画，以城市风光为主，有好多年都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南面墙壁上则是整块的白布，白布前方地面有一张双人条凳。大厅四周散放着踏板、一小截活动木楼梯、木马、塑料冲锋枪、假树假花等道具，衣架上还挂了几套沾满污垢的服装，供顾客照相时选择。

照相馆临街外墙壁上，安了个大大的玻璃橱窗，里面经常展示一些经过放大处理的相片，有全家福，有个人照，也有新婚照，更多的是小孩子的相片，都是照相馆工作人员挑选出来的精品。那时还没有肖像权一说，谁的相片被选中了，心里都美滋滋的，觉得是份荣耀。如哪位姑娘的相片放在了里面，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不仅迎面有火辣羡慕的目光，还会大大增加回头率，就像现在人们看见电影明星一样。

照相馆隶属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是国营单位，七八个职工。印象深的有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都是主摄影师，因为男的叫杨志，与《水浒传》中卖刀的青面兽同名，女的则是我一位女同学的妈妈，高个，大脸盘，爱穿灯芯绒旗袍，颇有气质，在当时的小城很是出众。

那台木制座机是产自上海的海鸥牌，常年用一面黑一面红的大块厚布兜着，难见其真面目，底部装有四个小滑轮，可以自由移动。照相时，要辅以钨丝灯光，有主光、轮廓光、背景光等不一而足，摄影师先钻入布内换胶片盒，在磨砂玻璃上对好镜头，才探出头来，手捏控制快门的橡皮气球正式拍照。后来，照相馆又添置了一台外拍机，机型是一样的笨重，只是方型木制基座换成了活动三脚架，方便拍户外合影。这种相机，一个木制胶片盒内的胶片有16寸的容量，能根据需要拍不同大小的照片，但必须一版全部拍完方可取出洗相。

那时娱乐方式比较单调，到照相馆拍照留念，曾是让人们非常兴奋和期待的事情。婴儿满月、学生毕业、参加工作、送子当兵、青年结婚、老人做寿，大凡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大家都会去照相馆照相。恋爱中的姑娘，还会瞅准时机，趁照相馆没有顾客时，悄悄溜上楼，羞红着脸照上一张相片，留着送给心上人。照相馆的生意十分红火，到了过年期间更是火爆，要排队照相。一楼的理发店那几天也特忙，等待照相的时间，有人就去一楼理发、烫头。当时很多人家中堂画旁都挂着一个大相框，里面装满了全家人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成为一种流行风尚。

照相时，仿佛剧院大戏开场的前奏，顾客的情绪随着灯光的照射渐渐格外饱满，随着摄影师“啪”的一声推入胶片盒，顾客便开始进入表演状态，或微笑或紧张，于是快门启动，某一时刻的生命状态瞬间凝固成一幅平面的视觉写意。这一过程，大人相对快些，摄影师除了提醒你坐好别动，连说几声“笑一个、笑一个”，就照了，一些没经验的人，从摄影师准备时就笑起，到了正式拍时，面部肌肉早已僵硬，反而笑不出来。小孩子照相，大人都会在照相机后面做鬼脸逗笑，摄影师也理解家长的心情，并不催，只是耐心地等待最佳拍摄时机。

大多数人照相都是在有油画背景的一面，有的还会穿上照相馆里的服饰照，那是要另外收费的。只有照结婚登记等证件照，摄影师才推转座机，让顾客坐在另一面的长条凳上，取墙壁上的白布为背景。全家福相片一般是老人在中间正襟危坐，儿孙按辈分高低团团围站。姑娘照相很多都是手持塑料花半遮脸庞，含羞侧立。结婚证件照一律半身，女方头偏向男方的肩头，娇羞幸福的模样。这些都是摄影师反复导演的效果，只是过于千篇一律。相片是黑白的，慢慢才有了上色技术，那种黑白时代的“彩照”，一度很受欢迎。但碰到上色的相片太多，有时油彩会上得很粗糙，只是在脸的两侧各涂一个红圆，嘴唇也抹一点红色，反而失去了本真。相片的下首，还会根据顾客要求写上“某某纪念”字样，并留有拍照时间。等待取相片是一个漫长难熬的过程，最忐忑不安的是眼睛是不是闭着的。

随着照相机从高档消费品走入寻常百姓家，照相业也从热闹开始走向落寞。照相馆的生意日渐凋零，馆里的工作人员纷纷调离或转行，有的利用一技之长自己开起了影楼，杨志就是其中之一。我那位女同学的妈妈曾是小城照相馆最后的坚守者，她还与时俱进地把照相机换成了数码的，为了招徕生意，她把包括我同学在内的几个女儿的彩色艺术照挂满了橱窗。九十年代初期，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时，大家还相约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最后一次进照相馆了。不久，大大小小的影楼越开越多，越开越华丽，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城照相馆悄无声息地关了门。

偶尔翻看老相片，一张张如此贴近怀念的本色，让光阴逝去变得似是而非，于是，走过的日子在我眼前若隐若现。只是，照相馆的消失，让这些发黄的相片显得如此的孤单，更加孤单的还有我曾经年少的黑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