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人生》，薄薄的一本，握于手中，并不厚重。静心一读，文字简约平淡，通俗易懂，没有高屋建瓴，没有深奥哲理，倒像是一位年长的邻居大爷絮絮地对着小辈讲他的人生，讲他的感悟。先生坦诚地说，他即使活到望九之年仍然对人生感到迷惘，但是，他不愿像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那样，谈些让大众扑朔迷离的人生意义及人生价值。他愿意结合自己近90年的人生经验，谈一点自己对人生的真实感悟。先生认为：

为人要讲真——

先生在《九十述怀》里说：“爬格子不知老将至，名利于我如浮云。”许多人不理解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苦读时，为什么世人皆趋热，唯他趋冷，去研究梵文、巴利文、吠陀文这些艰深的学问。如果以他的渊博学识，当时在外国完全可以靠孔子、庄子、老子把老外唬得一愣一愣，从而蜚声扬名，然而，他却选择了西方人具有绝对优势的印欧语言学领域。虽然这个领域太冷，太僻，不会有人捧，有人喝彩，也不会给他带来巨大名声和财富，然而他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

当他的渊博和高洁为世人所仰慕，人们尊他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称号时，他却坚决请辞这些桂冠。他说他自己感觉脸红。他说，我写的东西，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理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窥豹一斑，尝鼎一脔，只此两件，足可以洞悉贯穿先生一生的“真”。

为人要讲勤——

先生在《迎新怀旧》里说，“人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根本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的饭。”即使到了皓首之年，仍然“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文革”时期，他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辱，自杀未遂。后来，他被“发配”在女生宿舍楼看大门。谁会想到，就在那样的特殊时期，他完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翻译工作都是在“地下”进行的，因为怕被发现，他偷偷把史诗原文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拿出来，躲在角落逐字逐句翻译。就这样，“文革”结束，一本《罗摩衍那》基本全部译完。80多岁了，他仍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并风趣地说，别人都是闻鸡起舞，我是鸡闻我起舞。

为人要讲豁达、感恩和宽容——

先生说他从没想到自己能如此高寿，自从“文革”不堪其辱自杀未遂后，他感觉多活一天就是多赚一天。简化生活之后就是拥抱生活。他极喜爱陶潜的一首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先生从“牛棚”中放出之后，长达数年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没有人敢跟他讲话。一次，孙子高烧，已是花甲的先生用破自行车吃力地推着他去校医院急诊。这时，一位女同事吃了豹子胆似的帮助步履蹒跚的先生推了推车。先生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十年过去，他的境遇早已地狱翻天堂，然而，他毕生难忘那“一推”。先生曾遭受许多折磨，但他没有怨恨怪罪任何人，更不谈打击报复。他说，并不是他度量特别大，而是他洞明世事，反求诸躬，倘若他处在别人位置上，行动不见得比别人好多少。

作为先生的非专业读者，重翻这本薄薄的《季羡林谈人生》，从他的娓娓倾诉中，感知他的深邃，他的浩瀚，他的描摹不尽。“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先生高翔的一生，以此为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