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设机构

查学术不端

为“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专门成立学风建设协调小组，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

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主任分别由社会科学司和科学技术司司长兼任。主要职责为制定高校学风建设相关政策；组织开展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研究及宣传教育；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宏观指导、督促高校加强学风建设等。

教育部办公厅表示，为充分发挥专家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成员由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和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组成。 （摘自11月18日《新京报》）

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

教育改革不能碰运气

日前，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批评“教育不把自己当回事”。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做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

她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老老实实学习国外科学研究教育问题的态度。韦钰说，强调基于研究和基于实证是国际教育学现代化的特点。

“我们的孩子将来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而是身处国际舞台上，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没有国际视野，他们哪会有？”韦钰表示了她的担忧。

（摘自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不孕不育人群

呈现年轻化趋势

有数字表明，20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到2%至5%，而目前已达到了10%至15%。专家呼吁，此事事关我国的人口质量和安全，社会各界应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持续呈上升趋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状更为严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许润三教授表示，现代社会中生活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工作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许多年轻人因此而推迟婚育年龄，并错过了最佳生育时期。

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生殖能力并非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从30多岁起开始下降，而是从27岁开始就明显下降，男性则是从35岁开始。

因此，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北京五洲女子医院产科的一位医师说：“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等客观因素都是造成生育危机的隐患。特别是2006年以后，先兆流产的比例急剧增加。”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据许润三介绍，目前，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及未婚人群的人流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婚前性行为高发生率和生殖卫生低保护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造成许多青年在生育问题上出现困难。

有资料显示，未婚女性在多次人流后，继发性不孕的发生率明显增多，其中输卵管不孕的发生率高达61.60%。

（辛摘自11月13日《经济参考报》）

独生子女

最担心因病致贫

看病支出大，因病致贫，将成为北京首批独生子女家庭10年后的最大养老风险。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志刚公布的调研结论显示，我国老龄社会的各种风险先兆，将在首批独生子女家庭呈现。

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西城、宣武、昌平逾2000户城乡独生子女家庭。从10年后的家庭风险发生率和增长率来看，列在首位的是“看病支出大，因病致贫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生活自理困难，子女无力照顾且无钱雇人照料”则列在第二位；而列在第三位的，农村家庭多担忧10多年后“父母经济困难，子女给赡养费仍困难”，而城市家庭则多担忧“父母经济尚好，子女困难，资助子女有难度”。

（李摘自11月13日《新京报》）

不同地区人均期望

寿命相差超10年

“经济发达的上海在2000年人均期望寿命就达到了78岁，而在GDP较低的贵州、甘肃等地，这个数字仅仅高过60岁，两者相差超过十年以上。这说明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群健康水平最重要的产出指标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

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受疾控体系不健全、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匀、医疗保障水平较低之限，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社会经济负担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在最主要的健康指标——人均期望寿命上，各地区就不可同日而语。与此相联系，住院分娩率各地也相差万里。2003年，西部某些省份的住院分娩率还在30％~40％的水平，而东部一些大城市和比较发达的省区已经达到了100％。

在饮用水和卫生厕所的分布方面，在农村，特别是最贫困的乡村，安全饮用水和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水平，而在东部的大城市安全饮用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卫生产出指标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卫生资源分布的差距和严重的不合理状况。

（李摘自11月9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