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看不出年龄，反正很老了。脸上的沟壑和手上的一样深，蜿蜿蜒蜒，像狂风在沙地刮出的印痕。总是穿一件黑色的棉袄，棉花多处外绽，也被烟熏得乌黑，倒像黑布上的凸起一样。房子也很老，勉强可以遮风蔽雨，黑洞洞的透出一股子阴森。幸好有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天到晚开着，画面布满雪花点，而且总是中央四台，纷纭的国际时事或是地球某一端连绵的战事，给这小黑屋带来些许生气。

烧开水的设备倒蛮先进，是那种反烧炉，桶状的柱形铁炉，一人多高，为保温用厚厚的棉纱布包裹，顶部有水管连接。还有一个预备铁桶，是横着悬在头顶的，存水用，可以保证开水不会脱节。炉前伸出两个龙头，都绑了一块纱布，对着一张破条桌，打开水的人就把瓶放在桌上接水。屋内屋外，到处码着齐崭崭的薪柴，是老人在夏天或人少时劈的。老人坐在炉口前，间或往里添些木柴，长年烟熏火烤，老人干涩得已与炉子融为了一体，在水汽的氤氲里老人便显出一种朦胧和神秘。

并不见老人有老伴或子女，但老人是快乐的，总见他乐呵呵地笑着。无论大人、小孩来打水，老人都喜欢搭茬地说上点什么，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老人收钱是用桶，一只缺了一个小口的红塑料桶，就放在水龙头前的条桌边。大瓶两毛钱一瓶，小瓶一毛，如果是用塑料桶或烧水的壶来打水，老人则瞄上一眼，估摸着报出个价格，打水的人并不计较，总归是比较合理的。老人并不接钱，只让打水的人自己往桶里丢，像城市公交上自动售票机一样，需要找零的，也由打水的人在桶里自己拿，老人眯缝着眼，并不瞧，让人感受到一种被信任的温暖。谁也不会少放或多拿，毕竟只是一毛两毛的事，谁会计较，图的就是个方便。桶里的硬币多了，老人会找来学生的旧作业本，一元、五角地分类，然后十元、五元一扎用纸整齐地卷好，就着炉口上方滚烫的炉壁把两头用力在上面按一按，便封好了口，比银行出来的钱还要规整，定期有收破烂的、做小贩的来换，有时附近的储蓄所也会来换一些。

老人用餐很简单，稀的居多，不是豆粑煮粑，就是稀饭咸菜，雪花飘舞的日子，老人也会就着炉火煨上几个红薯，那浓浓的香气，来打水的人老远就能闻到。人少，也并不见老人发愁，老人会拉二胡，一把劣质的二胡，几处用胶带缠着，看不出年份，边拉边哼唱，仔细听，是当地高腔，唱的是《古城会》，绵绵长长，有板有眼。听得出老人年轻时的嗓音不错，打开水的人便不急着走，站着听上一段，觉得有滋有味。

老人就像一块生根的石头，似乎从来都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政府改造旧城，这片旧房全部被拆除，老人无声无息地搬走后，附近的居民用水时感到有些失手，才想起，这么些年，也不知老人姓什么，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