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的是乘客，不是萝卜白菜，一定要考虑人家的感受”这样的换位思考，到“缓起步、轻换挡、慢刹车…把一杯水放在她的车头，一路下来可以一滴不洒”这样的细节安排，再到“公共汽车只要把乘客运到目的地就算完成任务，别给自己找麻烦”这样的嘲讽，我的感受是，王雪琴在开车服务他人的同时，还以一种稀缺而高贵的“文化”心态在和普遍而野蛮的蜕化在冲突，在作战(王雪琴事迹详见下文)。

记得1988年的“文化热”中，关于“文化”的概念据罗列竟有168种之众，“文化”究竟确切含义为何，至今莫衷一是，而在中文的表述中，“文化”自古就有，我国著名的第一部文学总辑《昭明文选》之《补亡诗》就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记载，19世纪以后，东洋日人以汉语的“文化”迻译英文culture一词，在表达“文治和教化”的同时，也摭拾了树艺耕稼的含义——因为后者也是“自然的人化”的结果，以故“文化”总是与文雅、文弱、文静等元素有血缘关系，当然，其对立面就是蛮荒、野蛮、愚昧、粗鲁。

开公交车，是王雪琴的职业，职业伦理需要她应该而且必须思考“怎么能让乘客在小小车厢里感到温暖舒适？”这样的司空见惯的细节问题，就此而言，王雪琴的所作所为乃理所应当，而现实的悖论却在于，偷奸耍猾既然可以节省若干精力与体力，又绝不干犯企业天条，王雪琴何以自寻烦恼，自我负重，自加压力？答曰“文化使然”。

“要把10米大车开稳并不容易。4路车经过合肥市繁华路段，车辆多、红灯多、学校多、店铺多、行人多。王雪琴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一有空就往街上跑，把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路段特点记录下来，烂熟于胸。”会开车的人都知道，一个司机的活儿如何，就是看起步刹车以及处理突如其来的情况的应变能力，而作为公交车的司机，一车几十个鲜活的生命攥在自己手中，必须具有对人对事对生命的起码的敬畏与尊崇。但这些尊崇不是体现在豪气干云的擂胸时刻，而是隐伏在汽车引擎发动后的每一秒钟和每一个操作细节上——“让乘客感到宾至如归，光稳还不够。王雪琴的车厢玻璃永远干净明亮，地板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她在车上为乘客准备了雨具、方便袋、地图、针线包，甚至还有创可贴和一些常用药。夏天，她还会把自制防晒窗帘挂起来。”

王雪琴具有中国女人特有的温馨和细腻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她把它延伸到陌路人。

“文化”与“野蛮”的分野，就人际关系而言，往往不是用学历、文凭这些诚信度很低的外在尺度来衡量的，它们的分野在人的行为上，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人最深刻的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不能开车了，王雪琴作外勤管理，为了不给小偷以得手的机会，她又和同事琢磨出以“秩序”对抗盗窃的法子——排队登车。

还是以“文化”对抗“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