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快，转眼新中国就成立60周年了。记得我上高中第一篇获奖的作文，题目就是《我和祖国一道成长》。6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大概算过了青春期进入“成年”的成熟期了，想到这个题目，突然想到对我而言一些有趣的“时尚”用品，也许凝聚着许多同代人的记忆：

百雀羚雪花膏。我在成都读的小学，学校的名字叫育才小学，是所干部子弟学校，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还发衣服，冬天发的毛呢小大衣，在上世纪50年代的省城十分招眼。好像1957年整风的时候，这件小大衣让育才小学成了“贵族化”的证据，这所城市整风的成绩之一，就是取消了育才小学，这是后话。其实，这所学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舒服，倒像一所少年军校。我记忆中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起床后，值日生第一件工作就是给全寝室的同学倒尿桶。一间大宿舍20多个孩子，夜里就在门口的尿桶里小便，到早上就会有满满一桶。轮值的两位小同学就要提着桶沿上的铁环，把尿桶送到操场尽头的厕所。手和鞋都会溅上污渍，而清早在排排水龙头前，只能用凉水洗漱。孩子们的手和脸在冬天都皲裂了，学校里统一用凡士林和有特别臭味的蛤蟆油，好像这种装在贝壳里的油膏，每支三分钱。1957年学校撤消了，我转到成都第二师范附小读书，这是省城的名牌学校。到了学校以后，班主任每天留下我们几个转学生训话，说要刹刹我们的“八旗子弟恶习”。转学后，母亲给我买了一盒百雀羚雪花膏，我问：“好孩子能用这个吗？”“为什么不能？”“育才小学的阿姨讲了，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少爷才抹雪花膏喷香水呢！”母亲摇摇头：“没事，抹吧！”

英雄金笔。我在大凉山的西昌读的高中。学校原址是所教堂，也算是资深名校，当时全区十多个县，就这所学校的学生能考上大学。全校作文比赛，我那篇《我和祖国一道成长》得了第一名。学校的奖品是一本《毛主席诗词》，母亲的奖品是一支英雄金笔。黑杆，金尖，好像要八九块钱，差不多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母亲用细毛线勾了个笔套，还织了根带子,挂在脖子上神气得很。那是1964年，学雷锋的年代。

上海牌尼龙袜子。也是1964年，在清华读书的姐姐，寄来一双尼龙袜子，这在大凉山区的学校里，大概是第一双。北京也不是满大街都有，要用购货券。这双袜子激发了许多同学对考到北京的向往，也让我大大改善了脚踏实地的方式。那时，我只有一双胶鞋，只能上体育课穿，因为棉袜不耐穿，买袜子要布票。平时都穿草鞋，一双草鞋穿一个星期，三毛钱。有了尼龙袜，天天穿胶鞋，耐穿，干得快。穿草鞋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天天穿解放鞋，这就像红军直接变成解放军，省略了穿布鞋的八路军阶段。

北京手表。1973年刚参加工作，手表是当时重要的物件，谁要是有块表，说明是个“有单位有工作的人”。当时的表也少，上海牌、北京牌再加上天津的海鸥。上海全钢十七钻，120元。北京全钢十七钻，110元。十块钱是一个月的饭钱，于是买了北京牌。这块表，一直戴到上大学。上大学后，出现了电子表，从此北京表也不再风光了。

永久牌自行车。1977年我从秦岭工厂调回四川，厂里的工友把一张自行车票送给我，于是我买了一辆28型的永久牌自行车带回四川。十分爱惜，天天骑用后擦拭得锃亮。第二年，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路口在大树上砍树枝的人没有警戒，砍落的树干将我砸伤，自行车被砸得两只车轮还立着，而三角架却被砸得挨着地皮。我因伤不能上班在家养病，抓紧复习功课，因祸得福考上了大学。砍树的人赔了一副三角架，修配好自行车，送到家里。母亲觉得这车差点要了儿子的命，于是在我上学期间，便宜地卖掉了它。

我进入大学后，中国国门大开，全球化浪潮让时尚的新物件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生活中,太阳镜、电子表、砖头录音机、彩电、电话、寻呼机、大哥大、手机、电脑……盛世富民啊，于是前30年的这几件物品，清晰地勾勒出共和国艰难起步中，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