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那年我18岁。

当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走向深山深处的学校时，我的脚步很沉重，我不敢想我的梦想。

学校前树丫上挂的一截铁管做的钟，老远就迎接我了。从此，钟和我的声音此起彼伏，年复一年。就这样，我便成了那棵粗大的苦栗树上的另一口钟了。

学校只有我一个教师住校。放学后，学生们都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人忙碌着做饭、改作业，有时也砌墙盖房、挖地种菜。日子就这样在深山中悄悄流动着，不易觉察，只有那截铁管一丝不苟地用声音把时间切断，然后一丝一丝带走，没有半点痕迹。那棵苦栗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浓密的枝叶把一间教室遮了大半，那截铁管也不知挂了多久，锈黑的铁丝已嵌进树干深处，在斑驳的树干上勒出了一道古怪的深沟。

学校老师们轮流着值周，值周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按时敲钟。拿着小铁锤敲打那截铁管是学校最神圣的工作。那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小铁锤的手柄都被握得异常光滑细腻了，夏天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起床、上课、下课的铃声各不相同，进校的人首先要熟记这十多种铃声。我也是在当值周教师后才彻底弄懂了这些不同节奏的敲击的真正含义。当我把铁锤重重地敲打在铁管上时，强烈的金属之声把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

孩子们都住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山下或山的那边。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常常独自在门口看远山、白云，也看书，等孩子们再来。夜里，对面山坡的灯火和犬吠在黑暗中愈加清晰，可是，我的耳朵里总有类似鬼怪的声音，让我在惊悸中一再失眠。每个失眠之夜，我总是一再地把头蒙进被子，只露半边耳朵捕捉墙外每一点异常的响动。结果，这竟然让我的听觉锻炼得十分灵敏，以至任何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后便一直能准确辨别。

星期天或雨天，孩子们到校不齐，我便停下新课，给他们读诗歌、散文、小说……我知道他们不会懂得太多，我尽量读慢、讲简单。孩子们总爱听，我想，他们是会听懂的。

班上20多个孩子，冬天瑟缩成一团，让人想起农家的母鸡和小鸡。看着他们不合身的牛仔裤、夹克衫和现代色彩浓郁的成人衣衫，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南方或北方的某个城市奔波。一到上课时，每件衣服又重新在泥水里裹了一遍，每个脸蛋又重新蒙上了一层细细的尘埃，但没人会在意。因为每一片污渍，就是一份欢乐的痕迹，每一粒尘埃，就是一份不易注释的成长的印记。山里的孩子就在如此的贫乏中丰富地生活着。

四年里，我自学完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课程。在与孩子们的玩乐中，我坚实而平静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当我请假离开学校，走过一百多里泥泞山路，再赶车到成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当我以主人般的姿态走进那花木掩映的校园，坐进其中某一间教室的时候，我还一直在琢磨这神圣殿堂的神秘之处。答辩结束之后，我独自到最高的一幢教学楼上，看着烟雨迷离的校园，心里闪过一丝隐痛：大学对于我，只是一次匆匆路过的风景，而我对于大学，也只是一个只有两天机会的过客。我在校园里四处转悠，几乎走遍了每个角落，记下了每一幢楼的名字，记下了每一棵树的解释，然后在校园书店买了一本书。回到学校招待所，我在那书的扉页写下“锦城虽云乐，还需早还乡”，权当做“到此一游”。随后，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到深山深处的我的那所山村小学。当我跨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大学将是我永远梦想着却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想了。

后来，我调离了那所乡村小学。为了躲避学生们留恋的目光和老师们羡慕的嘲讽，我在一个空荡的下午独自离开了我的学校。我在山路上走出了很远很远，但还是听见了学校传来的钟声。

在我走后的第三年，那所乡村小学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只留下了三个班，空下了一大片校舍。再后来，听说有人在里面养鸡。我不知道，我住了四年的那间小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当我走进另一所中学再调到县城机关的时候，有人问我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想起了家乡小学的那个地方，叫麻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