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文字证明，婚姻的法律文书，毫无置疑地应当属于结婚证。我与妻子张莉莉的《结婚证》，伴随我们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面对这张已经褪了色的《结婚证》感慨良多。它似乎告诉我，寒来暑往，风雨沧桑，它印证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状态。

我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县育民村。我和张莉莉于1959年1月1日在吉林市登记结婚，领到了有国旗、麦穗、牡丹和喜字图案的《结婚证》，加盖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委员会”的赤红印章。

当时单位领导批准给了我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旧木板床，两床线绨棉被，两屉桌上放着一个“金钱牌”暖瓶和四个水杯。我用积攒下的50元稿费，一咬牙给新娘买了一件丝绸棉袄，给自己买了一套上海服装厂制作的中山服，感到潇洒得意，神气十足。还用“工业券”买了一个铸铁锅——这是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的效应吧。从此，我这个新家的吃、穿、住就算一应俱全了。

婚礼就在这间新房举行。凭《结婚证》买了6斤苹果，5斤糖，两包前门烟，泡了一壶茉莉花茶。披上红绸彩带的领袖像高高挂起，主婚人高呼“三鞠躬”。婚礼从这开始也从此结束了。

结婚登记有了婚姻，生儿育女有了家。1961年生老大，1962年生老二，两个孩童都是降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儿子宋宁宁的《出生报告书》像包装纸那样粗糙、蜡黄和脆薄，但它却很神圣和权威。到副食品店出示它，能买到1斤红糖、2斤饼干、3斤猪肉、4两豆油。新生儿和他妈妈吃着数着这个“一二三四”的人生起步咏叹调，省吃俭用，屈指度日。二儿子宋菲菲出生的1962年是最困难的年头。《出生报告书》虽然还那么“神圣和权威”，但供应的品种和份额锐减：猪肉1斤，豆油2两。我作为两个娃娃的爸爸甚感愧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结婚证》隐藏三处才得以保留。上世纪60年代，政治风暴弥漫，一张大字报把我定位成“三家村”、富农成分又兼“黑五类”，还与资本家女儿结婚，已进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行列。惟恐抄家“扫四旧”，害怕造反派得到富农子弟与资本家女儿结婚的证据，我把《结婚证》藏在了床铺底下。后来听说红卫兵抄家的“首选地带”就是床铺，又急忙“换防”塞到厕所水箱后边。又怕水箱溅水弄湿了，经我、老伴和她妹妹三人“共谋”，把主席相框打开，将结婚证夹到了里面。

1976年，吉林有位全国劳模升任一部委的副部长，我作为其秘书一同进京。搬家时扔了不少东西。我问老伴：“《结婚证》放哪儿了?”老伴说和户口迁移书一起装在手提箱子里了。我想，有了户口迁移书和结婚证的证明，我们这个家庭才真正合法有效地落户到北京。

1999年春天，沉睡的《结婚证》仿佛听到了《春天的故事》，“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两个儿子为老爸老妈举办银婚茶叙会，话改革聊家事。60年代生儿，80年代抱孙，三代同堂。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个家庭步步登高，人丁兴旺，和谐美满。大儿子成为电影人，审剧本、搞制片，银幕上时有小名出现。二儿子创办个体菲菲书社，卖好书、搞捐款，扶贫救灾。5位部(市)长、3位将军亲临书社视察。登报刊，上银幕，播电视，声传海内外。

2009年1月1日，我们的婚姻航船风雨同舟驶到了“50号码头”。全国总工会老干部局从中华老字号——北大照相馆请来摄像师，为我们拍摄了金婚照。我特意到中外驰名的荣宝斋，为《结婚证》裱糊做框。装裱师傅说：“我头一次看到盖着人民委员会公章的结婚证。”在进入老叟之年，有幸与老伴充当一次新郎、新娘，再一次享受新婚的愉悦、美好和幸福。摄像师用手指一瞬间按下了50年的苍桑岁月，50年的旭日东升，50年的温馨喜悦。照相机快门响动的一刹那，让历史车轮倒转，仿佛把我推回到我们村里的年青一代。这幅金婚照是对我以往的补偿，对我困难时期婚姻的补偿，对我没拍过结婚照的补偿。

兴奋之余，我拙笔吟下婚姻三字经：

家之初，结良缘／互敬爱，牵红线/心地宽，要信任／讲真情，更善待／多涵养，有包容／福共享，累同在／三思行，善冷静／要认真，有宽松／讲责任，尽义务／行其事，各内外／五十年，过来人／情爱论，多感慨／老中青，取所长／承上下，代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