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法制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向社会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中体现了一系列畅通民意渠道的新举措——建立法院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探索设立法院开放日、各级法院主要领导每年至少应参加1次与网民直接交流互动活动……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的专业化和民主化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司法信息的公开，让普通民众与法院的距离更近了，监督也变得更为有力。但同时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暗箱操作、司法腐败现象，也影响了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最高院出台上述意见，打通民意与司法的制度通道，在与民意的沟通中赢得民意，体现出推行司法公开、汲取民间智慧、倒逼自身建设的决心，也符合现代司法权力运作的特点。

笔者以为，在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司法大门常打开不仅需要从制度上确立起与民意沟通的固定机制，更需要在实践中从社情特点出发有重点地推行司法公开。

其一，应该在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作为国家的“二次立法”，司法解释担负着“咀嚼”、“细化”抽象法律的重任，决定着能否将原则化的公民权利恰切地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法律既然是民意的集中表达，那么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当然也应遵循民意路线。那种囿于“专业性”壁垒，仍然保持“闭门造车”和“精英立法”的态势，民间意见很难直达司法解释的制定者那里。

实践中，如果缺乏开门机制的监督和约束，司法解释容易侵蚀立法解释权、背离法律价值取向，甚至出现“解释腐败”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法律的正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明确提出，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解释时，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可以提出相关建议。此次意见又规定了“健全和创新法院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机制”，“健全和创新司法决策征求意见机制”，笔者以为，不妨以此为依据，着力构建司法解释的开门机制，在“二次立法”中融入更多的民意元素，从而确保司法审判在源头上合民意、顺民心。

其二，做好影响性和敏感性案件中的司法信息公开工作。实践证明，近些年引起民众对司法不满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一些影响性和敏感性案件上，由于在那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信息未能及时公开或是公开不彻底，很容易引起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猜疑，造成司法机关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也有损司法公信力。一个睿智型的司法系统，不仅只会被动的接受民众监督，更会敏锐地把握住舆论应对的主动权，在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中向民众传递司法的透明度，进而寻求舆论对审判的可接受性，培养民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感。在此次意见中，就规定了“改进和完善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沟通协调机制”，“健全和创新工作整改情况向群众反馈机制”等内容。所以笔者以为，今后司法开门应当尤为重视影响性、敏感性案件中的信息公开，以主动的姿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在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审判中纠正人们对司法的误解或偏见，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其三，注重网络司法舆情的收集、研判与应对。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急剧上升，网络意见表达蔚为壮观，一些案件极容易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在网站、论坛、博客等空间，通过短信、QQ、MSN等新兴媒介，网民对司法热点话题踊跃发表意见，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而与传统舆论相比，网络舆情又具有突发性、扩散性、虚假性、难控性等特点。因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司法机关应当重视网络舆情的收集，对其成分进行分析和研判，在此基础上作出恰当的应对，以赢取网民对司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