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香烟的感情，不是因内容而是因形式，喜欢香烟盒。读小学时，小学生都在收集烟盒，去掉内里的锡纸，一张烟标，折成条形和三角形，是收藏品，也是赌输赢的用品。看谁收集得多，也看谁赢得多。那时候，谁要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子纸烟盒来，让人羡慕死了！你问现在呢？现在的孩子不能收集烟盒，不是说现在的烟盒不好看。现在的好看，精美，但是没办法攒。现在烟盒多是硬纸盒，拆开了，也就不好看了。不拆开，一个书包里装不了几个烟盒。早先的烟盒虽简单，拆开是长方形的纸片，大小就像一张张钱，给小孩们“启蒙”。

因为玩烟盒，开始知道了社会阶层。省城里上世纪50年代不成文的规矩，厅局长们都抽“牡丹”烟，有“红牡丹”，有“绿牡丹”。处长们都抽“大前门”，或是“大重九”，精装的还是简装的倒不在乎。科长们吸“恒大”，科员们抽“飞马”。一般如此，在机关很少有人乱抽牌子。一个处长抽起“牡丹”叫人一看就联想到野心。一个厅长抽起了“大前门”，会让人猜是不是犯错误了？老百姓就不在乎了，什么都能抽。只是老百姓没钱的多，也就是什么便宜抽什么，“红炮台”、“大生产”，没等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市面上没啥香烟卖了，凭票供应，不要票证的叫“羊群牌”，八分钱一包，基本上是木屑渣。现在呢？现在香烟牌子多了去，早先流行的这些牌子档次显得太低了。现在不是计划经济，不过，据了解也不是没有等级。大的等级分买着抽和送来抽两等，还可细分：一是花钱买来抽的烟民，也有两等，一等是买什么就抽什么，另一等是抽什么就买什么。前面的有瘾没品，后面的有瘾有品，讲品牌，不一定抽贵的，但牌子不能乱了。第二是送来抽的，自己抽的烟不用掏钱买。这里也有两等，一等是送什么就抽什么，抽的都是好烟，但牌子杂，在圈子里“份儿”不够；另一等是自己爱抽什么别人就送什么，这种人“谱大”，有“派头”，是烟民中的贵族。

我抽烟的时候，正是经济紧张的年代，个人没钱，商店缺烟。一个月工资33元，发了工资，先买3条“宝成”，每条是两块五，掂在手上，心里就踏实了。后来涨工资，每月42元，我立马把标准提高，每月买条“朝阳桥”，每条三元两角。现在没有人抽两三角钱一包的烟了。现在的香烟，一条价钱是两三百元的，上千元的也不是少数牌子。现在这价邪了？值不值？换一个角度看，也许合理。我那时拿出四分之一的工资来买烟，这是烟瘾的比价。同样的比价，现在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的人，当然也可以买上几条三百元一条的香烟。对了，烟瘾是烟客掏钱的前提，今天的烟民大概和我当年一样，按收入的四分之一支付“瘾需”，“瘾价”没涨多少。

香烟是烟民最通行的友谊物品，见面递一根烟，当是人之常情，并不该放在贿赂或贪污的界限里。反过来说，你去办事，递上一支烟，那人办公桌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但他说：“不抽不抽！”就是不接你这根烟。这就预示下面的事情不好办了。在我的抽烟史中，这种烟民记忆有一件最难忘。我刚从农村插队招工到延安军马场不久，我曾插队的那个张庄有一位老乡，到马场连队来看我。他是个石匠，在军马场另一个连队揽活盖房子。他听说有个在张庄插队的知识青年招到军马场了，就跑了十几里路，找到我们连队。我与他聊了聊庄里的事，留他吃了饭，他就急着赶紧回去。告别时，他从腰里掏出个烟荷包，里面有个小纸包，他递给我：“你抽烟，给你带来两粒打火石。”打火石是打火机上用的，买那两粒打火石只要四分钱。我知道他们出来揽活，平时一分钱也拿不到，主人家管住管吃，要干完活结了账才能拿到钱。也许这两粒打火石是他当时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四分钱，跑了10几里山路，这种穷人交情，局外人很难想象，这事却让我能记一辈子。

我10多年前戒了烟，当时，我已是有20年烟龄的人了。下决心戒，也就真戒掉了。我把戒烟算成我人生的一项成就。因为很难戒掉，竟也戒了，所以有了“成就感”。其实，人生的成就不一定都是得到了什么，有时“失去”和“结束”也是一种成功，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