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要正确处理教育与处罚的关系，进一步加大教育、警告处罚的力度，减少罚款处罚的数量，真正把纠正违法行为，变成服务群众、赢得群众的具体实践。副部长刘金国亦表示，坚决杜绝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对轻微违法行为，要以教育、警告为主。（见4月11日《人民日报》）

如果说交警靠罚款拿提成是一种潜规则，那么，各执法单位明确下达罚款指标，则是对罚款提成无所顾忌的显规则化。在此意义上，公安部要求“杜绝下达罚款指标”令人欣慰，但也让人担忧：如果“罚款经济”的根本未能连根拔起，杜绝下达罚款指标的事就难让人乐观。

在法律层面上，教育与处罚本不矛盾，处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教育。公众对交警动辄罚款之所以怨言颇多，不是说不能使用罚款手段，而是说当罚款行为与执法者利益直接挂钩时，惩戒手段就会异化为谋取自身利益的途径。

因此，简单意义上谈“减少罚款处罚的数量”，难以对执法者的权力形成更有效的约束，也难以对公民权利形成更好的保护。

现实中，所谓“弥补经费不足”通常是将罚没收入返还执法单位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经费不足应该向财政申请弥补。

杜绝“罚款经济”才是根本，约束权力才是关键。在制度设计上，应将罚没收入与执法单位完全分离开来，全部罚款只存在中央财政一个账号，不允许依比例返还执法单位，更不允许将罚款数量直接与交警收入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