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知”的领域中反复深挖老井，加高老塔，搭建老坛，开垦老园，或频频回眸古城，苦苦翻阅古籍，喋喋唠叨古事，不厌其烦地采掘古物并且意在转卖，而对“未知”领域则没有兴趣、没有能力开疆拓土，倦于或怯于对“未知”事物进行宏观遥测和微观识辨，是当前中国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突出现象。讲坛、讲座、讲学那样频繁，推出的著作(包括“名作”)那样多，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已知”的老河道中戏水，在“已知”的老亭榭中唱曲儿，无非是变化一下游水的姿势或吟唱的曲调而已，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惰性因素。因此，对那样的文化必须精简(包括化简、删减)。否则，必然是对与时俱进的致命性阻遏。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几十年前，当大多数人仍在未知领域徘徊或在迷途中寻径的时候，有人哪怕向已知领域迈了一步，都会增加社会的清醒性和人生的生动性。那样的人用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做到了这些。如《论语》、《老子》、《庄子》、《红楼梦》做到了，《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做到了，“唐诗”、“宋词”做到了，“佛经”、《圣经》做到了，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做到了。不管他们做得怎么样，有无别的人写出了另外的见解，但他们毕竟是从不同途径走进了已知领域的人。

对于那些尚处在未知领域的人(尤其是刚刚有阅读能力的人)，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地当一个读者，读一读上述的原著。每个人只管自己去读，只相信自己的感觉理解即可。一个读者有一个读者的感觉或理解，只能说明那本书是有价值的书，都等于读者从不同的路线向已知趋近。如果有一个自封为读透了那本书的权威人物，是绝对的、唯一的“已知者”，且喝令所有的读者都去信他一个人的“盖棺论定”，甚而说“你们根本不用读原著，只须听我的评议就成了!”这不仅是对读者的戏弄，简直是罪过。因为他自己不一定真正进入了已知境界，而且又像狱吏一样把读者困守在未知的狱门之内，不允许读者自由地跨向已知一步。这样的人自己，又恰恰陶醉于在古老的、陈旧的甚而发霉的“已知”牢笼里，也没有呼吸到牢外的任何新鲜空气。也正因为这样的人“写”出的滥注之书、滥解之书、滥评之书、滥议之书太多太多，故而急需精简!要精简到什么地步呢？精简到“回归原著本身”!

庄子使用过一个词“得鱼忘筌”，用之于文化或用之于读书，意思就是；知识是为了使用的，书是为了去读的，而且是自由地去读的，而不是为了“装做大知识分子”的，不是为了注书、解书、卖弄书的。今天，有人仅仅读了一两本无非十万字、二十万字的名著，接下来就急匆匆写出一部多达几十万字、百余万字的“评注”之书。这不仅剥夺了读者的自由阅读权，压垮了读者的自由阅读兴趣，而且会用过剩的、僵化的“已知”淹掉对“未知”的探求欲望。致使社会的航船被陈礁锈链阻遏，难以前进。中国文化对“已知”(特别是古物)的兴趣大大高于对“未知”的发现，也包括对现实缺乏真知，这样的积习本身也值得精简!

我说的精简，绝不是指故意消减甚而消灭世上的新老著作。恰恰相反，只要是原创之作，作者和读者越多越好。因为，真正高品位的作者，写出或讲出的内容都有探求“未知”的意味。而读者阅读那样的书，也在满足由未知迈向已知的愉悦感。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和读都是一件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而要大大精简、化简的东西至少有三种：一、代替别人读书而抢先摆出“已知”架势卖弄出的所谓“学问”；二、将很多人都懂的常识当成学识、卓识来贩卖的所谓“高论”；三、把有限的已知经过千百次咀嚼之后将食屑和唾液当成“营养”推向市场的所谓“奇识”。

上述的东西，只能把社会搞厌，把人生搞累。须知：一万种重复抵不上一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