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自首、立功、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赃款赃物追缴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做出明确规定。

有人说，这是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正面交锋；有人说，这是“两高”为防治腐败开出的一剂良药；也有人说，这是贪官严冬到来的信号……总之，“意见”厘清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分歧和争议，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具有指导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可见，“职务犯罪轻刑化”已不是个别现象。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然而，时下一些涉案金额达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贪官，被判处死刑者并不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贪官被网开一面地轻判了，而这种轻判之于法治建设的危害严重。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所以，贪官被轻判的示范意义便是，官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所面临的法律制裁轻于普通百姓，从而可能暗示甚至鼓励更多的官员加入贪腐行列。

贪官被轻判，一方面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含糊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更重要的是，贪官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贪官背后的“关系网”干扰司法审判，并最终可能影响审判结果。

司法审判本是维护、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然而，当遇到权力和金钱干扰时，司法审判就可能出现一个是非不清的灰色地带，甚至出现宽宥犯罪的、不公正的判决。

“两高”出台的“意见”，无疑意在清除这一灰色地带，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构成自首、立功，什么样的行为不能进行了严格界定；对哪些行为可以、哪些行为不能轻判，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这些，是权力和金钱所不能逾越的。

不可否认，在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些法律审判的灰色地带。比如，即便判了实刑，在执行刑期的过程中，有一些贪官钻了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等制度的空子；明明被判了死缓、无期，却能早早地离开监狱……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绝非一日之功。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