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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09年03月17日 星期一

让工人真正感到工会是自己的“娘家”,他们就会有一种归宿感

【人物点击】陈和庚:美丽新世界的“嫁接师”

□本报记者 陈昌云
《工人日报》(2009年03月17日 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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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庚 1972年在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参加工作,1975年到昆明人造板机器厂工作,1996开始至今在昆明新世界饮食娱乐策划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员工佩戴着工会会徽

在昆明新世界饮食娱乐策划管理有限公司,每个员工胸前都别着一枚中国工会的会徽。

“戴会徽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有关,”在新世界大堂,工会主席陈和庚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小故事,“多年前一个夜晚,我们有3位工人从圆通大桥上经过,当时夜深,遇到警察排查行人,其中一个恰好没带身份证,警察准备把他作为流浪人员送到收容站,情急之下,他拿出一本工会会员证,结果,警察认会员证,把他给放了。”

从一本小小的会员证上,人们直观地发现了工会组织的作用。至于陈和庚,“我是从国有企业出来到民营企业做事的,我知道工会是怎么回事。”陈和庚有着浓浓的国企情结,也有着浓浓的工会情结。

在他所供职的企业,一共有4个分公司,无论到哪个,都会看到职工胸前别着一枚工会会徽。

“提起这个,我们很自豪,”昆明市五华区区总工会主席许萍森说,“他们可能是全云南省惟一的职工自愿把工会会徽戴在胸前的企业,这之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没见过。”

事实上,像新世界这样,860多名员工11年来,一年到头365天,只要一上班,天天把工会会徽挂在胸前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全国也极其罕见。

“一开始,会徽是职工自己佩戴的,我们从来没有硬性规定过。”陈和庚告诉记者,“佩戴几年,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两年我们才有意识提醒一下个别忘记佩戴的职工。”

许萍森还记得,在新世界组建工会,顺利得让他难以置信。“几乎没怎么动员,我只是去给他们讲了几堂工会组织知识方面的课,他们就兴冲冲地把工会建立起来了。这在8年前的民营企业,在工业经济并不发达的云南,应该说,他们的意识是超前的。”

陈和庚回忆工会成立大会的情景很得意,“成立大会轰轰烈烈,全员入会。我们当时很认真,每个会员都发会徽、会员证。”

8年来,新世界工会给五华区总工会“很长脸”,他们是五华区总工会乃至五华区委、区政府端给上级领导的“招牌菜”,“很多中央、省市各行各业领导来了,要看五华区的民营企业工会工作或者劳资和谐样板,我们就带他们去这里看。”许萍森说这话的时候很自豪。

建会让职工有了归宿感

陈和庚在回忆中思索工人自觉佩戴会徽的动机:“最初的时候,职工佩戴会徽可能源于寻找归宿感。因为我们是民营企业,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给私人打工,工人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至于企业本身,与打工者基本没有关系。工会成立以后,我们做了几件事,这时工人感到,工会真是关心自己的娘家,慢慢地就有了归宿感,于是就把会徽当作了自己归宿感的符号,戴在胸前了。”

陈和庚所说的“归宿感”还隐含一个概念,“我想,他们戴会徽的行为可能还想让顾客和其它行当的人知道,他们是正规单位的职工,在这里打工,他们是有组织的,不是街头巷尾那种小餐馆的临时性打工者。”

陈和庚所说的“几件事”是指签订劳动合同和组织大伙儿学习培训、组织募捐帮助困难职工以及外出游玩。

还在工会未组建之前,陈和庚就发现,老板张宪荣当时的粗放型、作坊型管理问题多多,“比如,他自己居然亲自进原料,亲自从兜里掏钱,沾着唾沫星子数钱给供货商。”陈和庚尤其觉得不规范的是用人,“老板不时和厨师等员工发生冲突,人家来干了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不要人家干了,为应该支付多少薪酬给人,他不时和职工发生纠纷。我觉得,这样的管理不是干大事业的做法。”

他几次找张宪荣商谈,要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双方都有一个约束,无论薪酬,还是劳动关系,都可以依照双方的约定处理,矛盾纠纷少,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老板也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但在具体的签约过程中,有不少职工害怕签了合同受束缚,因此不愿意签,“他们担心被约束不自由。我当时有些着急,也有些生气,”陈和庚说,“我们这些职工傻啊。本来这个合同是保护你,更多地是对你有利啊,约束老板的条款比约束职工的多啊,应当是老板不愿意签。”陈和庚反复给职工做工作,最后大家回过神儿了,全员签了劳动合同,老板就没有了随意定薪、随意解雇工人的自由,那是1997年,“当然,这个合同也促进了企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本质上是双赢的。”

嫁接民企和国企的优势基因

陈和庚和张宪荣是大学同学,张宪荣下海后,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陈和庚来搭把手,基于对同学的信任,也基于想做一番事业的愿望,陈和庚从市旅游局来到张宪荣这里。

来了以后,他发现许多地方都有问题,私营企业固有的普遍性问题,这儿几乎都不少,“做事没规矩,用人缺章法,尤其是缺少组织架构,除了行政机构,这儿基本上没有其它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老总亲自过问,累得很还办不好。”

陈和庚想到了国有企业,想到了国有企业的优点,他想把国有企业规范的做法移植过来。

在取得张宪荣的支持后,他首先考虑建立工会组织,“我在国有企业工作时看到,工会的作用发挥好,可不小,它首先是维护工人利益的一个有效机构,其次是沟通工人和老板的有效桥梁,再次还可以发挥帮助企业从事管理和生产经营的作用。”

2003年8月,来自贵州的职工罗某家里失火,致房屋被毁,面对一片瓦砾,小罗一脸的愁云惨雾,陈和庚得知情况后,立即通过工会组织募捐,“那是公司有工会以后的第一次募捐,一下子募得4600多元,当时职工人均月工资才800元左右,那效果是连锁的,小罗感动,别的职工也感动,其他职工通过这个行动看到了工会对于他们的作用。”

有了工会,陈和庚把着力点放在了职工的技术技能和法律培训上。“技术技能和法律对餐饮业来说,尤其重要。除技术技能外,我们对新来的职工都要专门培训3天‘三法’。”这“三法”是《工会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09年1月8日,在一个分公司担任厨师长的职工刘志国遭3名绑匪绑架遇害,身高180厘米的刘志国被匪徒撕票后大卸八块,警方破案后,刘志国16位亲人从安徽来到昆明,尽管刘志国只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又七个月,尽管公司没有任何责任,但老总张宪荣还是委托工会全力帮助刘家办妥后事。

“为了让他的亲人能最后看他一眼,仅请人缝合遗体,工会就花了16000元,又花了36000元办其它后事。我们还号召员工捐款35000元。”陈和庚低沉地说,“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从今年起,除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外,企业特意给每个职工买了意外伤害险。”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开始波及昆明,陈和庚和他的工会又说服公司领导,逆风而上,把全公司50%中层干部以下职工的工资涨了起来,“我们公司是中层以上的管理干部和一线职工各占一半,给50%的职工加薪,等于给全部一线工人加薪。每位职工都涨了15%~18%,人均月工资可拿到1300多元。但中层干部以上的没动。”工资增长以后最大的效应是,2008年10月以来,职工的流失率低于5%。“我们这样的企业就怕职工流失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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