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女作家赵玫，总会让人想起她那犀利、冷静的笔触。时值两会，当笔者与她相约在金台饭店采访时，眼前的赵玫却很“婉约”。身着淡紫色的上衣，素雅而庄重，从大厅走到房间，一路上她都笑眯眯地与过往的服务员打招呼，所谓“大腕”作家的派头，在她身上是看不到的。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赵玫出版了将近50部作品。面对笔者如何保证作品“高产又高质”的问题，赵玫说：“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只对我的作品负责。”因此，在创作时，她永远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地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从不理会出版社在时间上的催促。而对于一些作家存在的“高产低质”的写作误区，赵玫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写书最好写一本就是一本，也就是说要保证图书的生命力。”她认为，一个作家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书籍的质量要远远重于数量。赵玫创作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唐宫三部曲”花费了10年的时间。但是，10年创作积淀下来的作品却赢得了图书市场的广泛认可。

在赵玫的作品中，以女性为题材的占了大多数，谈起女性文学，她自然颇有感触。她认为，在我国，女性的自我维权意识还很薄弱。因此，女性文学最应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她说：“我曾应邀参加美国举办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在40天里走访了很多城市，与许多普通女性交谈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广大妇女中，真的特别明确地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应该怎么维护自己权益的还不是大多数。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如果可以更多地关注女性，同时又有很多女性朋友愿意读这样的作品，在这种形式的沟通下，就可以对女性的生存状况有所启迪。”

对于当今文坛备受争议的女性文学媚俗化倾向以及“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词语的出现，赵玫认为，对新生事物应给予宽容。她说：“我个人还是比较信奉黑格尔的观点，即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多元的社会就需要多元的文化，一个人的作品已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也未见得那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就想要媚俗。”赵玫坦言，对于饱受批评的女作家棉棉的作品，自己还是很欣赏的。她说：“我很认真地读过棉棉的作品《糖》，感觉她的语言就像歌词一样，我想这与她做过DJ有关。而我们这样的作家就不太可能用歌词的感觉去创作，这就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当时批评她的人很多，但也一定会有特定的一批人去理解她所写的东西。并且，虽然她写的内容涉及吸毒、挣扎，但思想其实还是向上的，希望人远离毒品，回归正常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我都持宽容的态度。”

在赵玫正式成为专职作家前，她从事的是文学评论工作。对于当今文学评论所存在的“人情评论”、“红包评论”等诸多弊端，赵玫表示了她的担忧。她说：“‘红包评论’是商业产物，这个风气很不好，是我们不能宽容的。在国外，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拿了钱才做的评论，那么评论的资格就会立即被吊销，甚至被起诉。所以，那些影评人，一点也不敢有这样的丑闻，因为这会让他失去一世的清明。可是在我们国家，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拿了红包自然就很少批评，也因此丧失了批评的精神。”她认为，当今的文学评论亟须回归纯粹，“做好文学评论，就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出你喜欢的和你不喜欢的。”

去年10月，包括赵玫在内的18位知名作家与起点中文网签约，授予作品首发权。对于传统作家试水网络阅读，赵玫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与起点中文网签约，完全是出版社的行为。自己对这种新兴载体虽然并不排斥，却也不敢轻易尝试，“因为网络盗版太可怕了，个人的力量实在难以与它抗衡。所以，除非是出版社出面，我自己还不太敢尝试。”而对于涉足网络载体是否会对传统创作产生影响，赵玫表示，对创作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和节奏，包括第一遍稿一定要手写，这些都不会改变。”

据了解，这已经是赵玫第7年参加两会，谈起参与社会工作对创作的影响，她说：“一方面参与两会可以帮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更直接地关注国家的大事。比如两会期间，温总理会到团里与我们对话，这就使我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对社会进程的宏观把握很有好处；其次，很多视察、调研的活动，比如考察农村，参观滨海新村，如果不是代表，就很难参与。这对我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也很重要。”在今年的两会上，赵玫依然很关注盗版监督力度及作家的权益保护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