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全国两会上，一个小插曲颇耐人寻味：一位来自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提出——“现在看病吃药不能算贵”。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其实，这位政协委员的“提法”也不是说一点根据都没有。按照他的比较视角：第一，与美国和欧盟的收费标准相比，国内的医药费显然并不算高；第二，对于那些身价过亿元的高收入阶层来说，一次感冒花个上千元也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可是，对于国内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治一次感冒就可能花掉一位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做一次手术就可能花掉一个工薪家庭全部的积蓄。难怪中低收入阶层普遍对“居高不下”的医药费望而生畏了。

这个插曲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推进社会公平需要用更强的声音来呼吁。不少代表委员也指出：推进社会公平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危机的必然抉择。

在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扩大内需被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条举足轻重的举措加以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出口需求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根“救命稻草”。

说到扩大内需，应该说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扩大内需却一直进展不快，对此，我们做一点简明扼要的分析。

抛开那些繁琐的经济学论证，扩大内需的前提实际上很简单——一是让消费者手里有钱花，二是让消费者敢于花钱。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GDP已经跃居世界第3位，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分量的经济体。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排名仍然靠后，大约在第100名左右，这就说明国内的绝大部分消费者还不是很有钱，甚至说与欧美的人比较起来，还显得有点寒酸。这就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这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基础条件。

同时也必须看到，国内的财富分配处于不公平的状态，贫富差距仍然呈现拉大的趋势。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论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在扩大”、“消费需求不足”。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大城市的繁华街道已经可以与欧美的一些大都市相提并论，但国内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还是一幅“第三世界”的图景，贫困和落后仍然纠缠着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巨富人群财富积累速度惊人，有的家族企业已经聚敛了数以百亿元计的巨额财富。但仅仅依靠这些巨富人群，远远担当不起“拉动内需”的重任。应该看到，占消费人群最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却囊中羞涩，只能精打细算，仍然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不少“房奴”为了求得一个栖身之所，甚至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苦苦奔走，一年到头，所剩无几，有的甚至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

这就说明，扩大内需的着眼点应该立足在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身上，他们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受益者。

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国家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大大超过了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政府已经掌握了数额相当可观的财富。政府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裁判，为了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促进社会和谐，责无旁贷地应该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不再让老百姓背负着教育、医疗、失业和基本住房保障方面的沉重经济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敢于大胆去消费；二是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各种政策手段，合理调节国民收入，防止财富过分地向个别阶层和人群积聚，逐步使财富分配走向公平。随着财富分配的合理化，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扩大消费，扩大内需也就不再成为老大难问题了。

在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时下最刺痛老百姓眼睛的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在本次全国两会前夕，新华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在网民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反腐败。这就说明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紧要的时刻，官员的廉洁极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信任，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温家宝总理坦诚地指出：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还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反对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显然已经意识到扩大内需和促进社会公平的紧密关联度。全国政协委员陈光标是“中国福布斯排行榜”上很靠前的一位著名企业家，他勇敢地提出：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想提关于向富人征收遗产税的提案。人总会老的，在我写的提案中，我认为，富人应该缴纳遗产税，至于这个遗产税的比率，至少应为60%。

很显然，这种道德勇气是让人鼓舞的。在共克时艰的关键时期，社会公平就应该更加受到关注。我们期待更多的代表委员能够更加深入地体察民生疾苦，让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听到更多的“利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