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法兰克福金融界就职的一位中国学姐来波恩近郊参加银行系统培训，顺道过来与我会面。屈指算来，我们相识已近10年了。她是我初入德国大学校门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学姐。她的存在对我而言好比前方车辆的尾灯信号，一路疾驰，我对速度以及方向的把握从此有了参照物。

事隔10年之久，我依然记得当初我们在经济系的图书馆里邂逅的情景。她倚在复印机前，告诉我说，硕士论文已经顺利通过，再修几门主课就能毕业。

那个时候，我就像泅水的偷渡犯一样绝望，而她已经胜利在望。后来，我时常会在大学咖啡厅里看见正在午休的她，炸火鸡排配薯条似乎是她不变的菜式。偶尔，我也会与她边吃边聊。她开一辆蓝色宝马，嫁了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不必为学资发愁。

再后来，我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她也曾在附近学生宿舍租有公寓，几年下来，落下一个“出门开宝马、吃饭叫外卖”的“美”名。

我们时而也会聊起与课业无关的话题，譬如，年少时候的梦。“你那时最常做什么样的梦呢？”还不等我回答，她便迫不及待地讲起她自己的梦境：“我常常会梦到捡钱。花花绿绿的票子，一张一张地从天上飘下，落得满地都是，我都要笑醒过来。”这样的梦我一次也没有做过。整个青春期，我基本上是伴着一个空中飞行的梦度过的。梦里飞行的感觉很妙。

14岁那年，我做过一个预言未来的奇异的梦。梦中的我身份是记者，站在波光粼粼的水边，与船上的渔民对话。醒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是记者？那时我对记者的理解就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手拿话筒的家伙。

学姐先我一年毕业后，前方再无参照目标，我的尾灯成了别人的跟踪信号。而当学业压力骤然减退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与日俱增的内心焦灼，滴滴答答的钟表不停地提醒我说：“嗨！你还记得与他的约定吗？”

这是一个村上版《遇上百分百女孩》。不同的是，故事里的女孩执意要去德国留学，男孩答应会等她五年。可是刚到第二个年头，他的分手信便不期而至。

而女孩始终保有过去的记忆。一天，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五年快要到了，毕业在即，可我上哪儿找你呢？”我知道，这其实是一封无望回复的信。

那一天，一年不见的学姐突然按响了我的门铃。“我从家里搬出来了。”她指着身边的小行李箱，“你能帮我保存这些重要文件吗？”

一直以为，学姐的婚姻是幸福的，她却告诉我说，无法继续忍受酗酒丈夫的家庭暴力，获得经济独立地位的她决定分居。

半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聚。这位学姐已跻身金融界，而我却成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她一直无法理解主攻数量经济学的我为什么改行做起了文字工作。“可惜啊！”她叹道。而我一脸高深莫测的浅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每一个人都在选择一种与心魔作斗的方式——就像拼命游水以求相忘于江湖的鱼。

面对着从波恩过来看我的学姐，我突然记起我们年少时候做过的梦。她果然在银行数钱，而我当上了有时招人讨厌的记者——想飞，却一直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