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古的时候，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一种名叫“比德”的理念，甚而演化成了习惯。不过那时的“比”，基本的意思是指人从物的身上发现了美德，继之向该物学习。例如孔子就希望人们和松柏去比，学习“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也希望人们崇敬江河，学习它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品格。屈原爱橘，写过《橘颂》，虽然主要意思之一是对青年人(包括屈原的学生)的热爱，但也希望人人向橘树中的美好品德学习。至于屈原在诗中对香草的赞美，尤其是对兰的赞美，更是后人皆知的。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都有用某种物去比人和自比的习惯。如松、兰、竹、菊，如牛、马、鱼、雁等等，都是文人去比的对象。而且一切比，都有“比德”之意，赞美和学习的都是美物和美物身上的美德。太丑陋或太凶残的物种，是不值得去比的。即使不丑陋、不凶残的平常之物，只要不能从此物身上提炼出美德属性，也没有去赞美或以此自比的价值。陶渊明对菊的喜爱，苏东坡对梅的喜爱，郑板桥对竹的喜爱，都是后人的谈资。

有些物种，由于它平凡，司空见惯，不值得去大褒或大贬，这样的现象就更多些。凡是对某物给与特殊关注，也大都有特殊的原因。

例如钱币这东西，本身无善无恶。也正是因为它无非是死物，本身不具有什么大善大美之性，故而古代没有什么文人去写钱币形体本身的颂歌。一见了那东西的形体本身就觉得格外金光四射，灿烂辉煌，美如锦绣，那样的心态只能出在俗人身上而不应该出在雅人身上，只能出在病人身上而不能出在健康人身上。

但是什么样的物，包括无机物、非生物以及各式事物、人物，在性质上都有异化的可能。眼下，流行的现代观念之一就是：由古时的“比德主义”演化为今天的“比物主义”。而其中所指的物，又不是松、兰、竹、菊之类，而侧重于指有市场价格的物，首推钱币。其实谁都知道钱币本身是死物，但由它衍生出的东西却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如地位、权势、头衔、名气等等，都是今天最热衷于去比的对象。不过比来比去，最深层的根子是比钱。比如说，一个真正的清官，恪守“诗能入画方为圣，官到穷时乃是清”的理念，理应值得赞美。但这位清官(也称领导干部)若是只凭法定工资吃饭，落得票子、房子、车子都很一般，同僚能看得起他吗?我看未必。连不少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小市民)见了这样的穷官，也很可能暗想：“真无能!你看人家有本事的官，哪个不是富得冒油!”

这样的比风，大有越来越普遍趋势。比如一个歌星、影星、笑星，“出场费”高低已经不只是才艺高低的证明，而是身分贵贱的标志。至于人格、人性、人品上的贵贱，似乎已经不是什么评定系数。

一个学者，一个作家，一个名教师或名厨师，是否真有名，往往先看他的职称，先看他的经济收入，特别是先看他额外收入等等方面的高低。至于真实学识的大小，真实技艺的高低，尤其是真实德行的优劣，好像都不是主要去“比”的条件。“比”做为社会中的一种必要方式和手段，绝对不能废除!许多事物，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存在和认定。然而，关键是“比”的标准是真是伪，是正是误!

俗话说：人比人当死，货比货当扔。话虽苛刻，但也不无一定道理。不过，要是让真正有德有才的人被庸人或小人比死了，让货真价实的优质之物被假冒伪劣之物比得扔掉了，这样的“比"，本身就当死、当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