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央视名牌栏目《百家讲坛》的议论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有消息说，今年的9、10月份，《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百家讲坛》的相关图书也不再畅销。而易中天“救市”、阎崇年挨掴、于丹被观众警告，更让《百家讲坛》威信大降。虽然栏目的制片人对外称节目收视“正常”，但《百家讲坛》的号召力已是今非昔比，其颓势更是显而易见。

七年之痒遭诟病

创建于2001年的《百家讲坛》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历史。这期间虽然质疑声不断，但无碍于节目的高收视率、图书的高销售率和明星学者的一路走红。七年之痒就像是吹爆了一个彩色大气球，让人看到了其中的空虚。一个汇集各路专家、学者的“开放式大学”，一个“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名牌栏目何以越来越远离观众？

《百家讲坛》作为一个普及国学的栏目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甚至是批判。十博士共同讨伐于丹就是一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也说过，《百家讲坛》是“三无”产品——“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认为，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魏明伦对《百家讲坛》垄断话语权更为不满：“《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社科院研究员周国平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百家讲坛》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应该说，学者们所指出的正是《百家讲坛》的致命弱点，一个学术性的栏目在品格上存在缺陷，也就注定了它未来的命运。

从“做学问”到“做电视”

《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寻找新的主讲人。他说，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的前景就不容乐观了。的确，能在“高端”与“低端”、学术与娱乐之间走钢丝的人少之又少。能在上面晃悠而不掉下来，是要花很大功夫的，纪连海就深有体会。这个当了21年中学教师的人，最知道中学水平的人需要什么——激情、幽默和逗乐。因而，他专门研究相声段子，琢磨相声的说话技巧，而且还专门跟一些相声、评书演员接触，以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纪连海说：“主讲人的观众缘非常重要，学问多少和权威与否反而次之，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所以，走上‘讲坛’，就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这个弯转得可不小，也正是因此，不少学者对‘讲坛’望而却步。”

从“做学问”到“做电视”，这个商业性的转变必然会影响《百家讲坛》的品位，而电视这个时尚的“魔方”，万变不离其宗，从来都是遵循“娱乐至死”这个“潜规则”的。唯此，才会有令人满意的收视率。正如深圳大学副教授肖俊所说：“一旦一个学术性的栏目打上了商业的标签，那么这个栏目恐怕就不容易再追求公共目的和学术目的了，一切都要以商业原则来运作和制造。而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必然要抛弃那些观众群少的讲题和讲师，必然是追求悬念、野史、秘闻之类足够‘噱’的内容，以最通俗的方式来吸引观众群，也就是讲故事，《百家讲坛》最后不就沦为故事会了吗？”

《百家讲坛》需要创新

在经历了非正常的火暴之后，观众对《百家讲坛》也越来越不满意了，特别是“于丹事件”动用警力后，更加重了观众与《百家讲坛》的对立。有人说：“现在的《百家讲坛》，让人感觉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造星讲坛，失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人说：“什么《百家讲坛》？其实是“独家讲坛”！让那些学者名流都名利双收了！——又是出版拿稿费，又是到处签名售书，又是动用警察，其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就可想而知了！”

《百家讲坛》的讲座一直以帝王将相为主题，题材狭窄、内容单一，与社会热点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讲点近代、现代的，“讲讲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和鲁迅，讲讲他们的思想，比什么清朝密宗啦、什么爱情传说啦，有意义得多。”还有人提议讲讲金融危机、自然科学。换换演讲人，给那些成功的商人或者大学生一个机会，以体现“百家”的范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在谈到《百家讲坛》创新的问题时说，再好的节目如果不持续创新以适应观众需求变化，盛极之后难免走向寂寞。要挽救节目收视率，内容的更新比主讲人更重要。要寻找更贴近现实的主题。公众需要的不仅是帝王将相的权谋故事与人生跌宕，他们更需要知道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寻求精神信仰、获得个人发展的更全面的知识。

当然，我们不能对《百家讲坛》苛求，它毕竟只是一档电视节目，在“审美疲劳”之后，走向衰落是正常的事情。但作为电视人，应该注意倾听读者和观众的心声，顺应时代的潮流，贴近百姓的生活，把节目办到观众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