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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１１月２２日《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领域。这意味着继本月上旬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后，中国试图将拉动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又一引擎。

“提高工资”与“沉默螺旋”

□徐迅雷

在“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在起草”的消息之后，据１１月２４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专家普遍认为，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可能性不大，但却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措施刺激消费，从而扩大内需。

与专家“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可能性不大”的判断有所不同，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公务员又要涨工资了”。显然，公众最担心的是扩大内需变成了扩大“官需”。

目前的政策信息显然有点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月17日刚刚发出通知说，“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不准调整，意味着最低层劳动者无法提高基本收入，那么，“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范围就无法大到许多人身上，那么谁将成为“涨工资”的最大受益者？

有人说得好，“解决内需的最好方法，是先解决百姓的内虚”。普通百姓缺乏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就是巨大的“内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但事实上，多年来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分配往往都是“头重脚轻”，分配的级差越拉越大。

实际上，提高保障往往比提高工资更有效。有高度的保障，才无后顾之忧。对许多普通百姓来说，提高工资的那点钱，很可能不会用来消费，而是用作保障——存起来，防病养老。还有我觉得，提高人力价格比压低工资标准更有利，这有助于避免让劳动力廉价化。如果人工、人力不值钱，那么，公众的收入就会很单薄，消费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无论选择哪个民生方案，都是利益的再调整，具体到实施层面，该是权力主导还是百姓主导？这是一个问题。要让利益分配变得公平，就要努力避免公众陷入“沉默螺旋”，而是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

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的“沉默螺旋”，解释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的，他通常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观点，以免遭到孤立，或被多数一方蔑视、敌视甚至报复；一个实际上处于多数地位，当他误以为自己处于少数时，他也会沉默，这种沉默导致其他的多数派也以为自己是少数而保持沉默；所有多数派的沉默，又促使他们进一步确信自己属于少数，更加“三缄其口”——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沉默的螺旋”，形成“沉默从众”，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悲哀。

长久以来，普通员工在薪酬分配上缺乏发言权，往往是“拿到多少算多少”，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从宏观的提高社会工资，到微观的一个单位薪酬分配调整，公众都不应陷入“沉默螺旋”。打破“沉默的螺旋”，是社会公平进步的必要条件。

更需要的是“国民福利兜底计划”

□舒圣祥

这条新闻甫一刊出，即有经济学者指出：是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说法很美好，但国民收入该怎么倍增？工资真是政府说涨就能涨的吗？还有，不拿工资的农民是否包含在范围之内？诸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之类的政策能给那些收入原本就在起征点以下的人带去什么好处？

揆诸现实，依靠政府决策能够直接实现“收入倍增”的，惟有公务员和垄断国企职工两个群体。对其他群体而言，无非是提高个税起征点（我对“谈个税必谈且只谈提高起征点”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持怀疑），然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个现在已经暂缓）之类。在当前经济局面之下，工资收入如何实现倍增？农民朋友更不用说了，金融风暴最先冲击到他们身上，要么找不到工作从城市返乡，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而留守农民的农产品价格有的也在下跌。

在我看来，眼下最切合实际的不是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制定“国民福利兜底计划”，因为越是经济困难的时期，国民越是需要政府的福利兜底。即便只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意义上，道理同样如此。因为公众表现出来的“不乐意消费”，实际上是一些人没钱消费、不敢消费（基本生活福利保障尚不到位）。倘若能够出台公平有效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至少可望有效改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的现状。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连续3年的调查发现：在城镇地区，社会保障在不同职业群体间呈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分化趋势——66.5%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其基本生活保障难以满足；而在农村，除了“十一五”期间刚开始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外，农村社保体系还有不少空白。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消费始终不能启动，提振全国消费的短板始终不能补齐，拉动消费又将如何实现？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很美好很诱人，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既基本又务实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