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病危,他在口述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中说：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茅盾文学奖的由来。

至今,茅盾文学奖已评了七届,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一些能留下来的。比如，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网站所作的调查发现，文学类，长篇小说的第一名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有点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模式。在现代的农业社会里，这种直面现实的作品还有这么强旺的生命力，真是惊人，因为它表达了最低层的、弱势的、边缘人的真实本色的存在和挣扎，它是植根于大地的，有血有肉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写成的，它能够跟普通生活中的人的心灵发生共鸣。

茅盾文学奖关注广阔人生

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什么文学,假若缺乏人的参与的话,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文学该如何关怀人呢?这又将内在地决定着文学的品质高低。实际上，茅盾文学奖还是关注了中国现实人生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有写工业改革的，有写下层人的苦苦奋斗的，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有写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

在已经评出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中，我以为《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和《白鹿原》等等可能在读者中有了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影响。而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其影响力也丝毫不容小视，比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还有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也还有一些未获奖作品值得一说，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关注了普通人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了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姜戎的《狼图腾》，它在思想上有明显偏颇，但它能够关注草原在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之间的生态命运。不管这些作品关注了什么人，不管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无论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

茅盾文学奖倚重宏大叙事

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大奖，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我认为是有的，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积累过程，代代影响。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在历史上,文学与题材曾经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人为区分题材等级,或把某些题材划成禁区,或干脆实行“题材决定论”。从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认,重大题材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

有鉴于此,茅盾文学奖非常关注重大历史题材。据粗略统计,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重点历史题材占了大多数。如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这些作品在各个角度关注了重大的历史、社会、人生问题。

茅盾文学奖反映长篇小说水平

说茅盾文学奖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首先就要了解它的作品的思想深度、精神资源、文化意蕴以及人类性等等方面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它并不是在封闭之中的自我认可,而是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标准所得出的现实结论。同时,很难说其评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或者充斥着“牺牲艺术以拯救思想”的妥协主义。比如，厚重之作《白鹿原》，在艺术方面,有人说它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运用了文化的视角,都有道理。我觉得它的背景有俄苏文学的影响,也有拉美文学的影响。总之，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已相去甚远了。如被认为在叙述方面除了开头的硬壳不好读，整体上还是无可挑剔的《长恨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它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写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恨”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抱憾，生命有涯，存在无涯的悲情。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始终不能达到自己对爱情、对幸福生活理想的追求,她所以有恨，她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错位,也有恨。恨的内容丰富,但只有用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它。还有其他的获奖作品如《尘埃落定》、《钟鼓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芙蓉镇》等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

对茅盾文学奖的未来期待

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七届,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作为文学奖的主办者，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及评奖办公室,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批评与诟病。比如，有一份资料提出：应该尊重评委们的资历、声望以及文学成就等等,但也不能无视历届评委会都存在着难以规避的局限：一是年龄老化，二是部分评委已经疏离文学工作,根本不熟悉文学的当代发展状况及与世界文学接轨程度，三是评委们不是由民主推选而是中国作协指定,四是评委们观念陈旧,五是评委会对程序的“越位”等。据我所知，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在近几届评奖中已有较大改变。

处在如此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权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会时时受到挑战。相应地，茅盾文学奖也只能在历史中生存,在面对历史的挑战中生存,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中生存。时代在变,审美观念在变,评奖的标淮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这样才能保证茅盾文学奖与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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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公布。在入围的21部作品中，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最终胜出，获得了茅盾文学大奖。其中，贾平凹的《秦腔》以最高的票数当选，被评论家认为是表达了一种对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沉的感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麦家的《暗算》“语言流畅诡异”，“虚构得比真实的还真实”。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爆出了冷门，它“对乡村的艰难发展做出了深刻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