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通讯员 李然

3月15日，“故宫人的时代雕像——《国宝》三部曲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

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特邀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与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展开深度对谈。

祝勇曾于2017年凭《故宫的隐秘角落》成为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得主。而这部三卷本、逾八十万字规模的鸿篇巨制《国宝》，作为献给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磅力作，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从“非虚构”到“小说”，展开更深探索

《国宝》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真实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历经南京、上海，最终迁往大西南，而后又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通过虚构人物的命运展现真实历史事件。三部曲的三部作品包括《国宝》《山鸣谷应》《亿兆斯民》，构成一部逾80万字的鸿篇巨制，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风雨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

谈及创作的初衷，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切入，他指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它们是历朝历代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正发生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所进行的壮举。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为此，祝勇将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推至前台，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人物小传，让那些湮没在烽烟中的面孔重新浮现。

2020年，为纪念紫禁城肇建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故宫博物院出品了六集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相关工作由故宫研究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牵头，身为该所所长的祝勇主力参与其中。因为筹备拍摄这部纪录片，祝勇将南迁线路走遍并沿途考察，还采访了当时参与南迁的那一代故宫人的后辈，他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为此，他写出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如今从非虚构的《故宫文物南迁》到长篇小说《国宝》，祝勇完成的不仅是文体的跨越，也是叙事视野上的深化，更是从“行为史”到“心灵史”的深化。因为非虚构作品记录了文物南迁的路线与事件，却无法抵达那些守护者的内心。

对此，刘心武认为，祝勇写小说正是为了探寻这些人物的“心灵史”：“他想写这个人物的行为，更想写人物的内心。他不仅要写行为史，还要写心灵史。小说是探索人心的利器，这是所有其他文学体裁都难以匹敌的。”

施战军则对祝勇在创作中实现“破题”大加赞赏：“怎么把这么重大时间上发生的东西，把‘大历史’运作为‘小日子’，把‘大文物’运作到‘小人物’身上，是他在创作当中一直为自己‘破题’的一个东西。”施战军尤其看重小说中的“刚性”人物——丁彤云、蓝星宇，认为他们各有各的“一股劲”。“我们被侵略、被离散、被凌辱，但要自强、要刚强、要雄强。这种文学作品里面的雄强之美太重要了，这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国宝》充满了“精灵式的细节”

面对浩繁史实，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这个题太大，一开始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借鉴《四世同堂》等经典的经验，通过小人物、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大时代。

他回应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时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走的路、花的钱，所有细节都必须是真的。那文松是假的，但他从大方家胡同到故宫上班的路线是真的；沈芷伊是虚构的，但她投江的那条江，是文物南迁真实上岸的地方。”

让刘心武为之动容的，是《国宝》的第三部曲中对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挖掘。“什么是国宝？文物是国宝，但是‘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才是真正的国宝。”他提到书中前后留白、格外醒目的“回家去”三个字，“我读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们中国人灵魂深处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要回家，我们讲究大团圆，我们要团聚，我们要分久必合，我们要破镜重圆，我们要碎玉合璧，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包括我个人心底深处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愫，这就是我们的国宝。”

刘心武对祝勇赞赏有加。他指出：“现实主义是比较苦的一种写法。《国宝》是一部当代的现实主义力作。祝勇这样吭哧吭哧地守拙，为时代留影，注重人物刻画，讲究情节和细节，是很茅盾式的文本。”

施战军也指出，《国宝》的价值在于它充满了“精灵式的细节”——一个细节可以负载前前后后的命运、人物心智、内心图景，把它们全部涵盖进来。“这个信息量是活的信息量，是审美的信息量。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联想很多、触动很多，把所有历史最后都揪到自己心里来，看到一个民族、一个人种内心世界的图景。”他认为，在AI、虚假图像不断侵扰认知的今天，《国宝》提供了一种穿透性的、通透的认知方式。“它既是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同时也是深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