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称为时代声音的鲍勃·迪伦保持着沉默。

　　尽管他在之后的一个星期有两次演唱会，但瑞典学院至今无法确认，他是否会现身颁奖典礼。

　　这分沉默被喧嚣包围着。有学者质疑奖项的合理性。也有人指出，这位歌手不是第一次拿到文学类奖项，2008年的普利策奖就曾对他垂青——他一向就是一位“一流的词作者，二流的歌手，三流的演员”。

　　关于“鲍勃·迪伦会拒绝领奖”的猜测也十分热闹。人们长篇大论地分析，究竟如何应对大奖才是一个“真正的反抗歌者”所为。

　　但是，解读鲍勃·迪伦似乎是徒劳的。数部纪录片、数十本传记和数不清的报道作出了尝试。可就连他本人于2000年出版的自传都充满了隐喻，掩藏在随手编造的人物和并未发生的故事中。

　　“迪伦那不停变化、反复失踪的人生，那一再的变形，都让你更渴望抓住他，然后把他固定住。”以他为主角的一部纪录片的导演表示，“就在你想要抓住迪伦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在那儿了。”

　　能确定的是，1960年圣诞节假期，风雪夜，瘦削的犹太青年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伫立在路口，吉他和一个行李箱摆在脚边。他奋力伸出大拇指，终于拦截到一辆顺风车。这辆从明尼苏达州出发的车最后抵达纽约，车中走下了鲍勃·迪伦。

　　齐默曼失踪在路尽头的风雪里。鲍勃·迪伦立在了60年代的开端，脖子上垂下固定口风琴的铁架子，轻拨吉他，20岁的喉头发出精心调整出的沧桑颤音。

　　那是喧嚣与骚动的年岁，越战的阴影笼罩，年轻人高举“要做爱不要做战”的标语；工会强势，一幕戏的演员变动也会引发游行；“垮掉的一代”将惠特曼的诗句当作时代的警示：“多抵制，少服从，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被完全奴役……”

　　此后的数十年间，他被看作反抗的领袖，一代人的代言人。《答案在风中飘扬》被视为向这纷乱时代的发问：“一个人要多少次转过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1962年，为黑人平权大声疾呼的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捕入狱。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对峙的弦崩到极致，断裂声紧跟着核战争的蘑菇云巨响。而每当重大事件的发生，人们期待着：鲍勃·迪伦会唱些什么？

　　如后来在自传里所说，迪伦的民谣“可不会温柔地靠岸”。如同《大雨降至》的歌词，迪伦要“叙说它的悲戚、思忖它的遭遇，让它永存我一息之间”，然后“将伫立在大西洋冰冷的水面上，等待没顶的一刻降临”。

　　那时，迪伦一出声即可收获全场两万人的尖叫。欢呼声中他当时的女友看向这位昂着脑袋的歌者，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知道一个神诞生了”。

　　成为鲍勃·迪伦之前，齐默曼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那是一座北方煤矿城市，人口不比此后鲍勃·迪伦的一场演唱会观众多。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在冬季会持续8个月的杜鲁斯，齐默曼“所知的世界只有那么大”，于是年轻的他踏上旅程，以鲍勃·迪伦的名字，游荡在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这里遍布着咖啡馆和俱乐部，聚集着从全国各地来找寻出路的民谣音乐家。他夜里不知在谁家的沙发或是地下室里胡乱睡一觉，白天寻找着演出机会。

　　那时的他，还不是当下那个以难以采访、高深莫测著称的民谣巨擘。他大口呼吸着自由与反抗的空气，他“迅速记下短小的词句和事物”。无论是来自报纸、电影，还是偶然听到的对话，他都会把它们变成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