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2014年春天，杨渡的父亲在罹患阿兹海默症许久后，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代人的故事，到此为止。

　　在他的笔下，父亲是个复杂的角色，是企业家、奋斗者，也是浪子、赌徒，押上全家去和命运下赌注。杨渡还记得自己幼年时和妈妈坐车去台中找父亲的情景，父亲在牌桌上玩兴正酣，而他只能坐在后面静静等待。后来父亲在外面还有了别的女人，一度想娶进门。

　　“小时候父亲做的这些事，给我们全家很多困扰和痛苦。”杨渡这样告诉书乡周刊记者，如同他诚实不讳地在书中写下父亲的种种。但时隔这么多年，他想起来又觉得“好玩”。“他那时候很失败，在外逃债，那个女人还接纳他，很有气魄。虽然是个酒家女，但很像侠女，”杨渡笑说，“他运气还不错。”后来在照顾长期卧病的父亲时，杨渡一边写着书稿，一边突然觉得，父亲“还这样活过，挺不容易的”。

　　父亲的确是令人惊奇的。凭靠仅有的一点小学生日语基础，他硬是啃下了艰深的锅炉专业知识理论，设计出各种最新式的锅炉。日本人不肯卖给他专利，他竟自己钻研出来了，大为扬眉吐气。一个庄稼汉，成了不屈服于命运的业界传奇，带着全家度过了艰难的转型时刻。

　　杨渡坦言道，自己小时候对于父亲能否成功，其实没有太大信心，只是看着他像他买的“风神”（拉风）的红色跑车一样，不断跌跌撞撞向前冲闯。“他带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就算到了最后一步，只要还可以奋斗下去、还有一丝机会，都要重新翻身。”

　　和父亲不同，母亲则是另一种台湾发展史上的典型形象。《一百年漂泊》台湾版名为《水田里的妈妈》，就是为了刻画出妈妈被通缉后在水田里逃亡的面容。男性的成功背后，是女性对于家庭的默默牺牲与坚守。母亲本是传统保守的农家妇女，但时代亦裹挟着她进行着身份的剧变。妈妈出狱后，介入了公司经营，当起了“头家娘”。“头家娘”兼任财务长、厂长、工厂管理者的角色，甚至外地来的工人们想去提亲，也由她出马。男人在外面闯荡，妻子在后方操持，这是当时台湾公司的一种普遍状况。有相关研究表明，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少中小企业成功的背后，都有赖于这样一位“头家娘”。

　　“以前我觉得我对母亲的认可多一些，但后来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奇迹背后，他们是互补的，缺少谁都会失败。”在转型年代里，很多时候，父亲的现代性和家族的传统性是并行的。幼年杨渡的眼中，一边是父亲在起高楼，一边是祖母固执在家中喂养鸡鸭。“我在书里想埋一点伏笔。不是我们摆脱不了农业，而是农村帮我们渡过难关。妈妈坐牢时，就是祖母给我做荷包蛋吃。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遇到不景气的时候，甚至经济危机。怎么办呢？回到农村去，种种田，有一口饭吃，度过艰难的岁月。”

　　“不要轻易放弃农村，不要觉得它创造不了GDP。工业往前走，失败了，跌倒了，还有农村。农村象征着疾速向工业化过渡时，站在后面支撑的那个经济的、文化的力量。”杨渡认为，当前的大陆正如同当时的台湾，但发展速度却比“十倍速”还要快得多，更应当好好守护乡村的力量。

　　杨渡的父母亲，当然只是台湾转型期千千万万人里的两个。小说写成之后，杨渡接到了不少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很多类似的父母奋斗故事，只不过有的像他家一样成功了，有的不幸半路失败，只好继续着乡土童年。“他们过去从来不和我讲，出书后才和我讲。”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奉献出青春汗水的工人们。杨渡的几个姑姑都在纺织会社工作，那时工厂里都是一批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工，在战后不计报酬地辛勤劳动着，白天上班，晚上上夜校学习管理知识，让台湾的出口加工销量一度跃居世界第一。那个让杨渡记忆犹新的台湾，是一曲青春之歌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