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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补的课很多

算起来，

我国航空工业从1951年起步

至今已近70年，

遗憾的是，

当年的工业底子薄、

科学基础弱，

难以走西方那样

“科学——技术——工程”

有机融合的完整探索之路。

“照葫芦画瓢”

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向苏联学习，

做测绘仿制，

是那个时候科技人员的拿手好戏。

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做出来的东西“貌合神离”，

画虎不成反类犬。

后来，

没了拐棍儿，

没了样机，

留给科技人员的就是老虎吃天，

无从下口。

从“零”开始，

奋力直追，

这可不是一个10年冷板凳

就能简单“坐”出来的。

尹泽勇拉过一条时间线，

从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

成功研制出有动力飞机，

到115年后的今天，

这期间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从活塞式发动机，

到喷气式发动机，

再到涡扇发动机，

从流体力学、固体力学

到材料科学、控制理论的基础，

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

研发了一代又一代发动机、

一代又一代飞机，

其背后

是无数个“看不见”的应用基础问题

的研究与解决。

“反观中国，

要用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时间

完成人家用100多年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补的课很多。”尹泽勇说。

尹泽勇最初踏入这个领域，

正值“文革”后期，

他所在的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

地处湖南株洲，

没有太多型号研制任务。

这恰恰

给了他们较充裕的时间“天马行空”，

专心琢磨

结构强度、

压气机、

涡轮等方面的

应用基础研究问题。

或许是命运弄人，

我国第一型自行研制

并设计定型的涡轴发动机，

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背景之下，

在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加大涡轴发动机发展力度之后，

基本上走过了

“科学——技术——工程”结合发展的全过程。

正是在那时候，

尹泽勇开展了

后来受业内外认可的“有限元”研究。

后来，又开展了

“各向异性单晶合金结构强度与寿命”研究

及“航空发动机多学科设计优化”仿真研究，

这也让他比有的同行或许更多几分学究气。

这些研究对计算机存储、

计算速度的要求极高，

上世纪70年代只有上海、

北京等地的计算设备才有此条件。

尹泽勇便常常穿梭于

上海、北京与株洲三地之间，

成为整个研究所“最忙的人”。

那时用老式计算机，

要对着机器“吐”出来的一串串纸带、

一张张卡片，

检查每一行程序和每一个数据。

为了争取更多的上计算机机会，

他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往计算中心，

有时要等到晚上才能离开，

已过了饭点甚至错过两顿饭，

有时又因为计算遇到阻碍，

忧心忡忡而食难下咽，

胃痛的病根就此落下了。

42岁那年，

因多次失血到医院检查，

才发现胃溃疡已很严重。

后来，

怕失血贫血影响科研工作，

他选择接受胃切除手术。

如今谈起来，

他当作教训自嘲，

“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做到老来瘦”。

但在当年，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与时间赛跑，不受胃出血干扰。

多年之后，

尹泽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在《院士春秋》一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宇宙浩淼，人生短暂，

尽心尽力，庶几无憾。”

他太珍视时间了，

“不管是对自己的生命，

还是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

都不允许浪费一分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