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合同背后的3年“暗战”

——兰州市金昌路手机一条街工资集体协商探秘

中工网记者 康劲 通讯员 卢坤忠

　　“大幅增加工资不现实，年度增长比例不应高于6%……”面对职工方代表提出的年工资增长12%的要求，企业方代表当场“砍价”一半，谈判气氛骤然紧张。

　　9月12日上午，《工人日报》记者走进兰州市金昌路手机一条街工资集体协商会现场，既“好奇”又“忐忑”。但随着协商议程的稳步推进和采访深入，3年来，在这里，围绕着一纸工资协议的“暗战”终于浮出水面，每一处细节，都浸润着“工会智慧”。

　　金昌路手机一条街是兰州市的核心商圈之一，有370多家商户，大的几十上百人，小的仅有一两个人，有的从事手机销售、有的做手机修理，也有专售手机配件，人口稠密、流动性大，劳动关系复杂。这种“区域+行业”的双重特点，决定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复杂和艰难。

　　正因此，“拿下”金昌路的工资集体协商，不仅有“破局”之势，更有示范之功。

　　协商，有争论无争吵

　　面对企业方代表的大幅“砍价”，职工方代表又该怎样据理力争往下“谈”呢？

　　谢小丽是大雁手机城金昌路店的一名商场促销员，也是今年3月金昌路手机一条街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5位职工方协商代表之一，且看她如何“见招拆招”。

　　“去年，兰州市物价上涨指数为0.8%；其中，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总计上涨6.3%；但在同期，全市经济增长8.3%，城关区增长9.3%……”谢小丽拿出兰州市权威经济数据，往桌上一摆。此时，在企业方的代表中有人窃窃私语，也难怪，面对来自“大环境”的数据，如果坚持“6%”的标准，确实有点寒酸。

　　“如果以职工月收入3000元计算，除去平均房租800元，水电暖天然气等生活成本1000元，剩余1200元，再来说伙食费，最节省过日子一个月也要870元，仅剩330元，如果遇上头疼脑热、探亲回家，这钱还真是紧呐……”谢小丽的“生活账本”讲得在情在理。

　　“谈”到这一步，企业方确实需要认真考虑职工对“涨薪”的期待了。此时，企业代表开始“碰头”商量。

　　“工资增长不能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大约1分钟后，企业方首席代表张军发言，“今年1月至8月，全街各企业门店的手机销售量、营业额、毛利润、单机利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3%、14%、21%和20%；同时，水电费、物流费等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再大幅增加工资，一部分企业和经营户很可能被迫减员，这样更容易损害员工利益……”

　　在接下来的近1个小时里，围绕着“2600元最低工资标准和12%的增长比例”，职工方代表马玉华、金永宏、高建强和企业方代表陶晓红、魏孔明、杨尚全、林辉等人接连发言，有争论，但没有争吵，亮出的全是干货，都有权威的数据支撑和个案样本，也有相关企业、临近地区的同行资料做参考。

　　事实上，当彼此坦诚相见，把困难和问题都摊在桌面的时候，离最终的“结论”也且行且近。

　　“最低工资标准下放到每月2450元，但增长比例必须保证10%。”作为职工方首席协商代表的白芙蓉，是金昌路手机一条街工会联合会主席，她抓住最有利时机，阐述了职工方的最终主张，话语平和，却一锤定音。

　　最终，经过3小时协商，劳动关系双方围绕着店长、手机出货员、门店收银员、保安员、保洁员和临时促销员等岗位工种所涉及的13项工资、福利内容达成了共识。

　　从捂着“谈”到敞开“谈”

　　年年都有“签约率”，年年履约“等于零”，曾是金昌路手机一条街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真实写照。

　　金昌路手机一条街工会联合会成立于2007年，早就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并签订了工资集体合同，在上级工会和政府部门都有备案，但职工不知道，商户不知情，写在合同里的条款难落实、落不实。

　　原来，“谈”是找企业方老总“私下”谈的，“签”也仅仅是两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签名了事，协商的程序“捂着”、协商的内容“盖着”。

　　转变发生在2015年，甘肃省总工会和兰州市总工会提出了工资集体协商3年攻坚行动，兰州城关区总工会和广武门街道总工会应时而动，目标是以金昌路手机一条街为突破口创建一批示范点。

　　以前那种“瞒着”职工和商户的“老套路”行不通了，“重过程、重实效”意味着协商必须“实打实、面对面”。

　　经过数月的调研论证，广武门街道总工会专门出台了一份针对金昌路手机一条街的“工资协商指导意见”，列出了“拟定计划，协调沟通；整合资源，完善主体；制度先行，规范推进；发动群众，提出议题；反复交流，主动要约；坚持目标，依法协商；大会通过，现场签约；报审公示，监督执行”8个步骤的详细内容，环环相扣，步步推进。有工会干部亦称为“工资协商的8项规定动作”。

　　经过3年来的实践，在“8项规定动作”基础上，又诞生了“7项细节原则”——协商代表职工选，协商内容职工提，协商过程职工参与，协商结果职工审议，协商成果职工共享，协议履行职工监督，协商效果职工评价。

　　高建强是兰州悦达通讯公司金昌路店一线销售员，作为职工方的协商代表，从今年3月开始，他就着手为这次协商会忙碌，“我要通过扎实的调研论证，把职工的诉求讲出来。”

　　在许多人看来，协商的成果只是一纸合同，但对亲历者而言，每一轮的协商都经历过“浩瀚”的文本。2015年的“首轮协商会”后，经过删减、浓缩，按照协商前期、过程、后续3大类，编了9大册资料档案，共有5万多字；2016年的协商会后，同样的文本资料积累了3万多字。就在今年，半年时间里，职工方为协商准备的职工问卷、企业调研和有关政策法律依据的摘要也达4万多字。